佛教缘于印度，2000多年前由印度的一位思想家释迦牟尼创立的，自东汉传入中国,一经传入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对东汉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诸多文化影响中，佛教对中国书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书法是中国艺术门类中最具有特色的一门艺术。它虽然仅仅是对汉字字体及字形的一种书写，但是实质上是在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情感。
中国书法可以说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简单、最朴实、最具思想内涵的一门艺术，佛教文化也是世界上最简单、最朴实、最具思想内涵的宗教，所以中国书法和佛教文化必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代的姚孟起在《字学臆参》中说过佛法与书法是相通的，佛教文化让人不执着于外相，而学习古人的书法也应不停留其形态上，而要把握作者的心理；佛教讲“非有非无”的双谴，书法亦应“非法”，非法而又有法，故为“非非法”。即，佛法教化人不要执着于事物的外表，学习书法也不要老是停留在文字具体的构架结构及字形字态上，要懂得自己去领悟它、书写它；佛法讲究无我忘我，同样书法的最高境界也是无我忘我。历代书法成就卓著的高僧很多：南朝的智永，唐代的怀素、亚栖、怀仁等等都是对后世书法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书法家。在《虞愚居士问书法妙义为说二偈》中，弘一法师用佛教语言准确的表达了书法的真谛。他如是说：“文字之相，本不可得。以心分别心，云何测度！若风画室，无有能所。如是了知，斯为智者。”可见在弘一法师的领悟和见解中书法和佛法是相似的，同时也是相通的，正因如此才使得中国书法和佛教相融相通。
对于创立于2000多年前的佛教文化，它的主要传播途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佛教经典，而佛教经典的记载和保留离不开写经与抄经。最早的经书卷宗都是由佛教徒及居士发愿抄写的，所以历代僧众及佛学爱好者中不乏杰出的书法家。如王羲之书《佛遗教经》；唐邕书《维摩诘所说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经》、《心经》等；智永禅师书《千字文》；南唐后主李煜书《心经》；苏轼书《心经》、《金刚经》、《华严经》、《楞伽经》、《圆觉经》；黄庭坚书《文益禅师语录》；柳闳书《楞严经》；苏过书《金光明经》；宋高宗书《金刚经》、《心经》；赵孟頫书《金刚经》、《佛说四十二章经》、《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金刚经》、《心经》、《大悲咒》、《往生咒》等；欧阳渐书《心经》；溥心畲书《金刚经》及其他血书经典；弘一大师书《华严经》、《心经》等等。由于纸帛不易长久保存容易损坏，所以佛教还大量的刻经，将经文篆刻于石头等器物之上，这样的壮举不仅易于经文的保留保存，而且使得后人得到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书法资料，也使得书法艺术得以发展延续。如六朝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北齐水牛山的《文殊般若经》、北周小铁山的《金刚般若经》等以及北齐的《崇因寺碑》、魏碑《龙门十二品》、唐碑《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等等都以中国书法来篆刻而留传于今的经文，使中国书法艺术走向了另一个高峰。中国书法由于佛教的开展得以传承，佛法也因中国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扬而加速了传播与弘扬。
中国书法与佛教文化同为修身养性之术。中国书法的抽象美以秉心静气、气定神闲、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来创作的；佛教文化中崇尚“坐禅”，以禅定来调息静坐、冥思入定、调息除念来达到最高境界，真可谓是殊途同归。无论是中国书法的创作过程，还是佛教文化的“坐禅”方式，从收益上来说都能使人心性愉悦，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王羲之与当时佛教界高僧来往甚密，其密友支遁是有名高僧，他还曾为印度来华僧人达摩多罗舍宅建归宗寺，他论书道云：“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人的心性修养，对书法的影响实为重要。因此王羲之平时很注重自己的心性品德修养，因而他在创作书法作品时，能摒除世俗杂念 ，凝神静思，犹如“禅定”而使其书法形神俱备、颇具灵性，深厚的内在神韵及出神入化的境界对后世书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书法是佛教文化的表现形式，佛教文化是中国书法的精神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传承离不开中国书法和佛教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