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现代人出东亚”首倡者黄石：“非洲起源论”先天基础不牢
来自：腾讯·天天快报
（记者 瞿建波）现代人类真的是起源于非洲吗？“非洲起源论”是分子人类学的学说之一，还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定论？是西方科学界局限于某种科学理论的一种假说，还是“西方中心论”思维惯性之下的一种意识形态塑造？抑或，是经过大众媒体狂轰滥炸后的以讹传讹的结果？3月28日，“现代人出东亚”说的首倡者、中南大学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黄石教授在长沙和府熬吧反驳了“非洲起源说”，并描述了自己的“现代人类出东亚”的路线图。
“长期以来，决定遗传多样性的关键因素，仍然是困扰进化领域内科学家的百年未解之谜。而解读人类进化历史，就是对遗传多样性的序列数据进行解读。达尔文和木村的理论都没能给出满意答案。在这个谜还未破解的背景下推出出非洲说，能靠得住吗？显然，出非洲说的分子模型的理论基石是非常松软的。我很清楚地告诉大家，世上严谨客观的学者相当少，大部分人是人云亦云，不问来龙，只问去脉。”黄石如是说。
大陆新儒家的首倡者、世界新文明史观的开拓者杜钢建教授，湖南学者周行易、钟兴永教授，湖湘新儒家的倡导者黄守愚、赵子维，万佛寺的昌学法师，四维国学的尹建华，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等50余人聆听了黄石教授的演讲，并与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出非洲说”的理论基石是松软的
对于现代人类起源，目前学术界有两种对立流派，分别是“多地区起源说”以及“出非洲说”。“出非洲说”假设了一个相对距我们时间比较近的现代人共同祖先，该祖先于10-20万年前起源自非洲，在非洲大陆有了一定的地域性分化后，在距今5万年左右进一步从非洲分散到欧亚大陆，然后在当地取代了当地原有的古人(只有微弱的混合)。提出这个模型的最初理由是在非洲发现了最早的10-20万年前的现代人化石，但能成为主流共识主要是依赖了分子数据，以及分子进化“中性理论”对遗传多样性的解读，认为非洲人有着最大的遗传多样性就意味着演化时间最长。
但是，黄石教授认为，“出非洲说”模型中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和与其它研究结果矛盾的地方：1、常染色体和Y染色体、线粒体DNA结果不相符，Y染色体单倍型A00存在时间大于30万年；2、中国湖南发现了约10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化石；3、相对于“多地区起源说”而言，它的化石和石器证据比较薄弱；4、最致命的是“出非洲说”赖以为基石的“中性理论”一直以来都被普遍认为是不完整的，并没有解决“什么因素决定了遗传多样性”这一世纪之谜。
“中性理论”是60年代主要由木村资生提出的分子进化理论，是一个针对微观并与宏观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对立的学说，它能有生存空间来自于达尔文理论对微观现象的无能为力。但是，中性理论从一开始诞生就注定了其片面性，现在看来与它所依赖的数据仅与几个基因序列有关，属于对有限数据的误解。“显然，出非洲说的分子模型的理论基石是非常松软的，即使没有其它数据的反驳，这一模型为正确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黄石指出。
针对“中性理论”，黄石教授提出了“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简称“上限理论”），认为遗传距离或遗传多样性一定有个饱和态的上限，从线性状态到达饱和态对物种或个体是有益的（增加物种稳健性robustness和适应性），会受到正选择，因此会快速达到；而超过饱和态的会造成疾病和死亡，而被自然选择淘汰。因此，上限理论认为，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遗传多样性和遗传距离是处在饱和平衡状态，遗传多样性的饱和态水平的决定因素是物种的生理学构造或表观遗传编程图纸的复杂性秩序性水平。
“打一个通俗比喻，一个机器设备的零件的可容忍的上限误差范围，是由设计图纸或机器自身的构造要求来决定的。支持饱和态的数据很多，包括遗传等距离现象，非洲人的遗传多样性在功能序列上也是最高，慢变和快变序列所反映的遗传多样性的巨大差异，复杂性状数量值与遗传变异数量有连锁关系，和疾病人群具有比正常人群更多的遗传多样性。相反，支持大部分基因组序列变异处在线性阶段的证据为零。”黄石说。
利用对遗传多样性饱和态的新解读（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以及改进的技术方法，黄石教授重新审视了人类进化，得到了人类常染色体组在191-196万年前第一次分化的推论。新研究同时显示现代人的Y和线粒体DNA起源于中国南方，然后通过迁徙并与古人类杂交而散布到全球。
同时，黄石教授强调：“现代人与现代文明理应同地起源，现代人不仅仅是身体形态现代了，还有大脑的进化和智商的提高。现代人带来的新文明，比如陶器和农业文明（水稻），首次出现在湖南和江西，在2万和1万年前之间；伏羲文化(气象天文学)发源于7800年前的湖南高庙。”
最后，他认为，“出非洲说”是西方线性走极端思维的产物，想当然把处于饱和平衡态的遗传多样性当成线性态处理，是对高庙伏羲的阴阳平衡思想（也是中国文明中最重大最科学的思想）的无视和挑战，因此是中国文明复兴的巨大绊脚石。成功用与伏羲一致的平衡态理论推翻它，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标志。
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对此作了简单回应：如果说“现代人出非洲说”是西方线性极端思维的产物，那这种线性极端思维如今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西方人的时间观是线性时间观，而中国人的是循环往复的时间观，60甲子、24节气不断循环；西方人认为有“世界末日”，历史会终结，但中国人从不认为历史会终结，而是历史不断循环、呈螺旋式上升；西方人认为只有一种普世价值，舍此之外，其他民族都没有普世价值，必须被西方普世价值所替换；西方人认为只有一种普世制度，一种道路，但中国人认为制度是多元化的，还有一种“中国道路”。
“湖南中心论”是如何出炉的？
在熬吧现场，学者们针对“湖湘中心论”进行了讨论。
记者发现，最近几年，针对“非洲起源论”的满天飞，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几乎只有湖南学者（湘籍或在湘工作）以异常坚定而响亮的群体声音说“不”，并且取得不斐成果。这可看作自屈原以来的湖湘士人独立不迁、坚强不磨的文化品格的延续。
以大同思想网为核心，结集了一大批研究文明起源乃至人类起源的关于文化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的学者，比如杜钢建、黄石、贺刚、周行易、林河、流波、阎朝科、枕戈等（还有外围的学者何新、黄饮冰等）……这堪称一种“湖南文化现象”。
“湖南中心论”的“始作俑者”是湖南本土学者周行易。他在2011年1月15日的一次湖湘文化论坛上，就提出：“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湖南。”其时，世界最早的陶器和栽培稻已在湖南道县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城头山在常德澧县发现，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宗教祭祀场所在怀化高庙发现。但他的声音尚微弱，未引起全国范围内关注。
真正引起全国震动的是杜钢建教授。他本是全国知名的法学家，新近入选《今日中国》评选的“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百位法学家”，以“最先倡导并系统论证古代宪法与儒家宪政”著称。他也是大陆新儒家的首倡者。学术界好奇作为法学家、新儒家，他为什么对上古文明倾注如此多心血，频频发声？他的解释是，儒家宪政可归属到“法律儒学”范畴，而对上古文明的研究可归属到“历史儒学”范畴，认为“它和一般讲的历史不一样，首先必须要对华夏文明的发展历史有一种信仰，有一种信心”。
杜钢建并不是湖南人，但他似乎“比湖南人更湖南人”。2012年3月，他的观点“湖南人是日本和韩国人的祖先之一”，已经在公众媒体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他相继发表“西王母故乡在大湘西湖南是世界文明的重要起源地”、“日耳曼长人源于上古湖湘地区”、“埃及佛教源于上古湘西文化”、“法国高卢人源于古代株洲茶陵地区”等观点和文章。并且坚信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等西方人都源于中国大西南地区，这不断刷新了人们的视野。 2016年10月15日凌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中国南方已明确的最早现代人》的文章，宣布在湖南道县发现了8万至12万年前的东亚最古老的现代人化石，这些现代人比欧洲地区早了3万到7万年。整个学术界，只有杜钢建作出判定，这些牙齿化石是属于燧人氏的，又一次佐证了其“世界文明起源于湖南”的论断。这把“湖南中心论”抬到一个新高度。 而杜钢建教授的言论终于“激怒”了上海某媒体人。2015年11月18日，该记者剑指周行易和杜钢建的火药味十足的新闻一出炉，立即上了各大门户网站首页，标题被改得更加劲辣——“‘民科’：湖南是中华文明中心 湖南人是德国人祖先”。“湖湘中心主义”迅速在微信圈蔓延开来，成了学者教授们评头论足的噱头。 新闻媒体批评“湖南中心论”的事件熄火后，2016年8月21日，复旦大学人类学者李辉教授在“人类起源之争”的一次论坛上，再次把“湖南起源论”翻出来，认为虽然人类起源于非洲，但是“中华文明起源于湖南”：“中国最早的城市6800年前在湖南，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来自于湖南，长江流域。不管是从考古还是从基因来看，都很明确地来自于湖南。所以，不管是人类起源还是稍晚的文明起源，南方都极为重要。”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分子人类学家黄石教授的出场让这场学术公案再次充满戏剧性。黄石教授也不是湖南人，但他的结论是：现代人类起源于以湖南为中心的中国大西南。周行易、杜钢建他们的研究，毕竟少了一些所谓基因学的科学实证的支撑。而黄石教授的研究，一方面把“非洲起源说”的天空捅了一个大窟窿，另一方面又为“湖南起源说”平添了实证的理论依据，甚至使“湖南中心论”更加坚实和神圣化了。
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钟兴永教授、周行易教授、黄石教授
“湖南中心论”满足了湖湘叙事学的需要
在场的青年儒者黄守愚认为，杜钢建的学术开展，是一种典型的“春秋公羊学的路数”：“首先他在重建全球新大一统，以上古湖湘地区为中心建构面向全球的中国叙事学；其次，他倡导新仁学，追求内圣外王，尊王攘夷，以夏化夷。再次，他立足于上古湖湘的叙事学，如双女王之类，属于通三统、张三世。再再次，他的叙说，明显是今文经学的‘家法’，如杜钢建讲‘君子’‘君子之国’‘双女王’，可归因为一种‘权说’。”
“其实，湖湘叙事学的建构，也不是始于杜钢建教授的上古文明研究。应该说，从1000年前的周敦颐就开始了。面对西来佛学的挑战，周敦颐糅合儒释道，成了理学的开山鼻祖，开启了千年道统。而王船山又综合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成了古代儒学的集大成者。”黄守愚强调：“宋明新儒学在湖南的完整演化历程，一扫过去湖南人‘南蛮’的恶名，从此湖南人知礼仪善思辨，成为中国最有思想最有信仰的群体之一。”
之后，曾左彭胡的湘军崛起，湖南人以辉煌的事功，以书生领军的崭新姿态，彻底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候，湖南人都挺身而出。而湖湘叙事学更加得以发扬光大，并且增强了说服力。“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湖南精神”得到了极大张扬，并被国人当作挽救危亡的利器。
民国时期，美国人类学者奥天柏氏从血型上将世界人类分为六大型：欧洲型、中间型、湖南型、印度满洲型、非洲南亚型、太平洋美洲型。奥氏所谓的湖南型，包括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其人数当在3亿以上。日本人类学者不愿将日本人列入湖南型之内，请求将湖南型改为日本型，可是奥氏始终不愿意。可见，在奥氏心目中，湖南人是可以作为一种类型而独立存在的，傲立于世界。又，湖南人与英国的爱尔兰人、德国的普鲁士人并列为世界上最倔强的三大族群之一。“湖南人精神”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而被建构起来，也被国人乐于接受和颂扬。
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在推翻满清、恢复中华的民主革命中，还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以及最终建立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湖南人都堪称中流砥柱，不辜负国人的期望。湖湘叙事学得以完善，满足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中人们的一种精神信仰的需求。
在力倡“湖南起源论”的青年学者、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看来：“湖湘文化源于千年以来的忧患意识。自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国人拥抱西方，尽管如今中国的器物可以与西方媲美，但在深层的精神文化领域，国人还是被‘西方中心论’的耀眼光环笼罩，自卑意识甚浓。所谓‘湖南中心论’的诞生，是脱离不了被夷狄侵略、被‘西方文化’压迫的千年忧患的历史大背景，是对西方文明挑战作出的最新回应。”
“中华要崛起，国人要自强，必须推倒‘西方中心论’、‘非洲起源论’。媒体拿‘湖南’说事，正反应了这个深层次的精神需求，不自觉地在帮助建构湖湘叙事学。‘湖南中心论’不过是‘中国中心论’的缩小版，而‘中国中心论’是‘湖南中心论’的放大版，‘湖南’成为一种意志强大的象征符号。杜钢建教授和黄石教授的研究，重建了历史文明发展的‘中华大一统’乃至‘全球大一统’。说世界文明还是现代人类起源于湖南，不是眼睛只盯着湖南这块小地方，而是志在中华崛起，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枕戈语音铿锵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