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莫尔写过几百首诗，写过一部小说，但他的诗都被人忘了，小说却一版再版。这让一些写小说的人十分羡慕：自己的作品留在历史上，过了500年还有人读，谁不这样希望？
实际上，莫尔出版《乌托邦》那一年，正是1516年。到现在，已经整整5个世纪。
我读那部小说，是有了网络之后。如果在书店里遇到它，翻开看上几页，文笔一般，内容单调，说理太多情节太少，我断然不会买下它。有了网络就不一样了，偶尔碰到它，产生了兴趣，很快就会读完。
《乌托邦》的全名很长，《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书中虚构了一位航海家在乌托邦新岛的旅行见闻。
那里是南半球一个岛国，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穷人与乞丐，像一个遥远而美丽的人间天堂。
在那里，官员由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职位不得世袭。
在那里，公民们没有私有财产，在公共餐厅免费就餐，每十年调换一次住房，每人轮流到农村劳动两年。
他们每天劳动六小时，即能满足社会需要，人人均视劳动为神圣职责，其余时间从事科学、艺术、智慧游戏活动，无忧无虑，幸福而满足。
但是，即便那里是乌托邦，社会的组织形式也并非完美。
比如，人们的衣服样式统一毫无美感。一件是厚重的、能穿七年的工作服，另一件是轻便的、能穿两年的公民装，上街时罩在工作服外面。再比如，他们没有个人隐私，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不能关上门窗，因为他的房子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
还有两点，一是人们失去了旅游和婚外情的自由，没有政府批文去旅游要抓起来，有了婚外情也会被抓起来，身份都会降为奴隶；二是奴隶制度存在，那些人被迫戴着镣铐，从事屠宰牲畜等最脏的劳动，而奴隶的来源，除了有婚外情的人和擅自旅游者，还有战争中从别的国家掠来的人。
我一度以为，这些不足之处，可能是莫尔的想象不足，或者是他一时的忽略。但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全是这样。他特别喜欢柏拉图，他的乌托邦难免有理想国的影子。而柏拉图的理想国，本身就不尽理想，其中有斯巴达式的专制，包括军营化的民众管理方式，由统治者操纵婚配达到优生，可以在为了公众利益时撒谎，等等。
再往远看，还有公元前500年死去的毕达哥拉斯的影响存在。毕达哥拉斯的教派像个政教合一的秘密社团：男女地位平等，一切财产归公，每个组织成员要通过神秘仪式净化心灵，还要接受长期训练考核。有一成员发现了无理数，还有一成员发现了一项几何原理，都被他处死。
我在阅读房龙时注意到，莫尔不仅是一位理论家，还利用职务便利，按照他的设想进行了一系列试验，但结果都不好。莫尔不仅是作家、哲学家，还是宗教领袖、政治人物。他当过英国的枢机主教，当过英国大法官，身份仅次于国王。那时我想，如果莫尔不是在中年时就被国王铡断脖颈，也许会有时间修改他的理论。
莫尔生于伦敦，毕业于牛津大学，一个身材不高的人，长着一张由于长期思索皱眉而过分衰老的脸孔。在英王亨利八世看来，这个莫尔的行为至少像他的脸孔一样，让人特不舒服。他们的矛盾，终于在亨利八世的婚姻生活上爆发出来。因为王后凯瑟琳年纪大了，还因为她没有生儿子，国王想与她离婚，另娶宫女安妮。莫尔根据法律条文加以反对，让国王差一点发怒。过了一两年，国王又想与安妮离婚，莫尔又一次站出来反对，甚至还辞了职，不肯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后宣誓效忠国王，于是被当做叛国者，送上伦敦塔的断头台。
他淡定地接受死亡。死前他说：我不承认我是叛国者。他还是个幽默的人。他对行刑者说：我的脖子太短，小心铡错了地方。
在上个世纪，人们重新思考莫尔之死的价值，张扬他为理想与信念牺牲的勇气，以及面对死亡时的从容淡定。当世界进入现代，面对越来越大的冲突、危险和变数，很少有人坚守政治家的个人完美，于是人们发现，莫尔挺好的，他代表了古典政治的两个优秀方面：一是对政治家个人品质的要求；一是政治坚守的核心价值本身。
他的乌托邦的影响，在世界上不能算小。
这一词语的创造者应该有两个人，一个当然是莫尔的utopia，另一个是把它翻译成中文的严复。
思想家兼翻译家严复1896年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其中一篇标题就是《乌托邦》。在这一篇中赫胥黎按照莫尔小说的叙述，设计出一个众善皆备、富强平等、通力合作的理想国的草案。严复的译文说：“夫如是之郡，古今之世将未有也，古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犹言无是之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
由于音译与意译巧妙结合，“乌托邦”一词开始了它广泛深远的影响。1939年商务印书馆的《辞源》有“乌托邦”词条，释文是：“utopia，假想之国名。即无所在之意。”1950年的《四角号码新词典》中“乌托邦”一词注明：“空想社会（凡不能实现的计划、主张、幻想等都叫做乌托邦）”。
有了好的中文翻译，这个词语渐渐为中国人熟悉，并且渐渐演变，成为完美、空想、追求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