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参加一个关于雄安文化发展的高层会议，又要接待来自英国的艺术家，案头厚厚的8卷本《村寨里的纸文明——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还在等待审阅定稿，那是他带着学生历时16年的田野调查报告，100多万字，8000幅图……多年来，乔晓光的生活一直是工作状态，以前经常熬夜，现在也是半夜才睡，一早起床，没有午休，没有节假日。
乔晓光《神圣的玉米》，110x80cm，1989年
作为一个艺术家，乔晓光游走于水墨、油画、剪纸等多媒材领域。他在《中国当代美术史》（吕澎著，2013年版）上被记载的作品，是创作于1989年的油画《神圣的玉米》；上世纪90年代，他的画作就在嘉德的拍卖名列前十。新世纪以来，他的剪纸作品走出国门，登上挪威、芬兰、瑞士等国家的艺术舞台，出现在美国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他是一位美术教育工作者，负责大学民间美术、剪纸等专业课程的教学。作为教育部艺教委委员，他负责国家西部地区高校的民间美术课程推广，是“蒲公英”行动的艺术顾问和志愿者，编写的教材从大学基础课程到幼儿美术启蒙。
他更重要的身份是文化学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非遗中心”（2002年）、创立了第一个“青年文化遗产日”（2003年）、策划召开了第一个全国高校的非遗教育会议（2002年），推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他最引以为傲的事情，是跟自己的导师一道为中国剪纸申遗成功。今天，他依然在为我国非遗事业的教育、传承、保护等工作奔走呼吁，著书立说。他的目标，是把多年挚爱的剪纸艺术构建成一门有着扎实理论基础的学科——中国剪纸学。
乔晓光创作剪纸作品
几十年来，乔晓光不是坐在书斋里“述而不作”，而是迈开双腿，行走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之上。他是一个勤奋的实践者，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无数的乡村院落和一个个遥远的边疆少数民族村寨。心怀央美三代人70年的人文理想，他致力于将殿堂中的艺术与乡间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延续人民的文脉，为民族文化的复兴重塑自尊与自信。
绘画如何成为生活
所有的事情在很久之前就初露端倪，只是当时浑然不觉。多年以后，乔晓光发现，自己在父亲的美术小组时就把绘画变成了一种生活。
乔晓光出生于1957年7月，不到一岁就被送回到祖父母家生活。爷爷是邢台师范学校的校医，父亲也在这个学校上学，毕业后和母亲一起去了邯郸峰峰煤矿，支援国家矿山建设。乔晓光是家里第二个孩子，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
邢台是一个朴实安静的城市，乔晓光儿时住在古老的文庙街。学龄前的记忆吉光片羽，他记得看过电影《追鱼》，回家就拿着笔描绘其中的情节。爷爷很早就给他订《小朋友》，这是一本全图画的儿童读物，还给他买了很多连环画。
乔晓光上的是邢台师范附属小学，当过小班长。老师不在的时候，他站到板凳上拿小棍指着黑板，领着全班同学一起读拼音，老师让念十遍，一遍都不会少。班里让捐连环画，他会把自己最好、最爱看的《宝葫芦的秘密》捐出去。“其实心里有很多不舍，但还是想让大家看。”
乔晓光热爱校园生活，喜欢跟同学一起学习，背着手念书，下了课奔跑打闹，晚上还会跟同学结伴去学校，看老师屋子里的灯光，看着老师给孩子缝衣服……觉得老师就像妈妈一样。他记得那时晚上的月亮很亮，天上有云，风吹过杨树“哗哗”作响，脑海里回荡着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老师会带孩子们去游泳，一次乔晓光的凉鞋丢了，老师背着他走过炉渣地，回家找出爱人的旧棉鞋让他穿上，拉着手把他送回家。
乔晓光3年级的时候开始闹文革，4年级他转学到教学正常的峰峰矿务局完小，进入美术小组，指导老师是自己的父亲。
矿务局完小是苏联人帮助建的，学校规模大、条件好，所有教室的北墙户都很窄小，这是苏联建筑的特点。学校的美术小组提供各种画材，包括颜料、纸张、工具等。乔晓光他们在三合板、纤维板上画油画，后来用专业的油画纸。临摹中国画的时候没有宣纸，就用矿务局化验中心大张的过滤纸。“现在想起来，我们的条件跟成人是一样的。”
乔晓光艺术工作室
乔晓光每天下午下了第二节课就去美术组画室，周末也是如此，有时晚上都去。父亲不是科班出身，但也会一些基本的方法，让孩子们临摹油画、水粉、连环画、漫画。最早画油画，因为不懂，他们画得特别厚，后来才知道得用调色油和松节油。乔晓光对多媒材的接触就是在这时开始的。“直到今天，我做剪纸也好，画水墨、油画也好，都觉得很自然，没有门类之间的障碍。”
“我上初一的时候，来了运气。”乔晓光中学的美术老师叫张怀芳，听说中央美院的老师在磁县下放锻炼，前去邀请。“姚有多被请来上了一周的课。他是李斛的学生，李斛的老师是徐悲鸿。姚有多十五六岁就进入上海美术出版社画连环画，基本功特别好。”
矿务局很多美术工作者都来听课，乔晓光他们还帮着找模特。姚有多告诉他们怎么画素描、速写，怎样组织画面、通过默写构图，怎样画整身人物的水墨写生……不但讲解，还有示范。“那7天真是大开眼界。我们整天在那里看着他怎么画，从头看到尾。知道方法了，就开始模仿。”
在美术组，乔晓光有个特别要好的小伙伴叫张青山，一起画石膏像，一起打乒乓球。听了姚有多的课后，他们下午课后不再去画室，一路小跑去矿区的钢铁厂观察浇钢水，拿着本子画动态速写。画完之后，天都黑了。
乔晓光上高一时，著名画家侯一民到峰峰矿区体验生活，为创作《毛主席去安源》收集素材。美术老师又把他请了去，在矿务局工会表演写生示范。乔晓光的油画写生就是跟他学的。晚上，老师还带着乔晓光他们到宾馆看侯一民画素描像，一看就是3个小时。
这时，乔晓光开始进行创作。为了画《矿山的早晨》，他借来矿工装备找同学王燕当模特画各种动态，扎毛巾的、系鞋的、戴帽子的……画着画着王燕就睡着了。为了画矿山，他借了辆自行车，和同学骑十几里路去矿上写生，没想到居然被当成“特务”抓了起来，车子差点被没收。后来，这幅作品在矿区展览时引起了轰动。
特殊年代的阅读有着种种障碍和限制。因为文革，很多书都被烧了。乔晓光的父亲有一些老杂志，《美术》《河北美术》《连环画报》等，文字被烧掉，只有彩页。父亲还有老版的契斯恰科夫《素描教程》，苏里科夫的大学教材，这些书中有卡尔托夫斯基的短期作业，他印象最深。“当时年龄太小，一知半解的，但是也学了很多东西。”
父亲订的《文汇报》是乔晓光的最爱。他喜欢看文艺版，读那些文艺、电影、诗歌等方面的评论文章，初中以后开始攒报纸，做剪报，“这就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偏爱。”
乔晓光上初中以后，学校开始有拉练，“没事背个包，走上两百里地，可累呢。”他们还会被派去挖防空洞，运煤块，修矿山，挖土方。在露天煤矿，3人一个排子车，装满以后拉上去。乔晓光记得，那个坡特别陡……他住过几百人的大帐篷，因为干活太消耗体力，二两一个的馒头一顿能吃4个，那时还不到15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一直在美术小组，课余和周末都在学校画画，像上班一样每天去。”
现在回想，乔晓光似乎一直都在为绘画奔忙，也没有家的概念，到了北京之后，在学校无论多紧张，他每天晚上必须到画室去坐一会儿，不然心静不下来。“其实晚上去都11点了，画不了画，工作一天很累。现在住到画室就好多了。吃完饭就工作，画画、看书，或者去了解一些事情。我也不是怪异，这就是一种生活吧，从11岁开始就是这样。人在15岁之前的习惯会影响人的一生，确实如此。”
乔晓光1974年高中毕业后回到邢台，街道招工，去河北煤田物测地质队当钳工，修理水泵，4年中一半时间是在画画。他1978年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艺术系，学习国画专业，王怀骐、唐勇力都是他的老师。“我其实可以选择学油画，不过还是觉得国画有民族性，传统挺好。”
大学校园里，人们开始听邓丽君、贝多芬，跳交谊舞。乔晓光是学习委员，好学生。讲《中国美术史》，大家不爱听都跑了，只剩下他和另外一个同学。老师讲《道德经》，他开始表示质疑，“有那么厉害吗，就五千字？”后来，他花了20年才知道，田野中有《道德经》的副本，是活着的。“中国文明有双重性，或者说是复合性，一方面是表层的儒家文化，一方面是深层的来自道家和本土的俗性。”
偶然到来的客居者
比较起来，米羊画室的三个人中，乔晓光在衡水生活的时间最短，只有6年（1982-1988）。然而，他说这6年是自己人生中重要的转折阶段，“衡水奠定了我所有的兴趣，改变了我的知识结构，也拓宽了我的人生视野。今天我所实践从事的一切，都是从这6年里的选择与热爱中延续过来的。”
乔晓光来衡水完全是一个偶然——他老家是邢台，大学毕业那年没有美术老师的分配名额，衡水有。在他的印象中，1982年的衡水是偏僻而落后的，经济不发达，京九线还没有开通，土地是盐碱地。家人都反对他来衡水，但乔晓光拿到分配通知后，第三天就报到了。他听不懂那些“衡水没有发展”的话，觉得跟艺术没什么关系。
大学毕业后开始采风武強年画，中午只能在村外麦垛的阳面休息
乔晓光去之前，衡水铁路中学已经10年没有进过美术老师。初来衡水的日子是平静而寂寞的，他形容为“安稳但不安逸”，那些花不完的时间只能用来读书、创作。他有个美术班，周末会带学生们到衡水的老街上赶集，画速写。
学校的美术课每周只有4节。校长让乔晓光当团委书记，他不愿受约束，在办公室坐了半年多，不干了。教地理，又不是他的长项。后来学校办了一个幼儿园，收了15个3岁到8岁的孩子，他开始教幼儿美术，称之为“我最快乐的工作”。课后，他常把孩子们带到宿舍继续涂鸦，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
“有一天我坐在小板凳上看孩子们画，突然觉得这事不是我想的那样。他们的世界我不了解，是新的，我很陌生”。乔晓光很快意识到，这是自己到衡水的一个缘分。他花了2年时间研究儿童心理学，几乎都不画画了。辗转托人从广州图书馆借到了一本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为了逼自己看书、备课，主动到培养幼师的职中义务讲授儿童心理学和美术课程，两个班的大课，他讲了快一年，还让职中的学生到自己的幼儿园实习。
通过对儿童画的观察和搜集，乔晓光发现皮亚杰忽略了儿童非逻辑进入到青年期以后的发展——这是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上世纪60年代在哈佛意识到的问题，当时，乔晓光并不知道。他在学术上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可见一斑。现在，乔晓光是中国美协少儿艺委会的专家顾问，为在贫困地区开展的“蒲公英行动”提供了十几年的学术支持。不久前，他和杨景芝先生还做了一套幼儿园的美术教材《美的启蒙》，他把传统文化自然适合地融入了儿童启蒙教育。
儿童美术和民间美术是相通的，乔晓光很早就进行了民间美术教育在中学的教学实践。那时国家教材里还没开始正式涉及民间美术，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自己编写了3万多字的民间美术教材，然后刻蜡版，油印；100多张幻灯片，找画册翻拍，专门到当时中国最专业的北京图片社冲洗。1984年，他成功举办了河北省铁路教育系统的民间美术公开课，得了教学一等奖。可以说，乔晓光在这个领域的拓荒是在衡水开始的。他立志把民间美术传统引进中国教育的课堂。2011年由教育部体卫司组织，他编写了国内第一本高等师范院校的《中国民间美术》教材。
玉米地，油画，145cmX145cm，1985年，乔晓光
“小城6年的生活，平静而又充满了激情。我读了很多书，想了很多问题，也画了、剪了很多作品，油画《玉米地》和古神话及民俗生活的系列现代剪纸就是那时的创作。”在衡水，乔晓光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刘云老家是赤峰，父亲是蒙古族，从内蒙军区换防到河北，曾任安平县武装部长。刘云喜欢唱歌，是衡水群艺馆声乐老师杨润平的学生。她是安平县医院的儿科护士，后来考上衡水卫校，脱产学习4年。她毕业时，我就考研究生到北京了。我们在衡水结的婚。”
米羊画室的回忆
乔晓光已经记不清和王焕青在群艺馆相识的具体细节，但他说，当年画画的人是很容易走到一起的，一个城市就那么几个。都是学院出身，年龄相近、背景相似，更重要的是意气相投，在平静得近乎单调的小城中，他们都在渴望友谊、渴望思想上的交流与互动。
王焕青曾形容他们的关系近乎“如胶似漆”，乔晓光证实这个词用得并不为过。“年轻时，每天脑子都在不停地运转，思考很多问题，爱好、趣味、实践……我比较有激情，会把情绪调动起来倾诉，焕青有耐心，能聆听。”这种聆听是对乔晓光的鼓励。“艺术家都自恋，很少有自我批判的精神，焕青身上有。这是我们互补的地方。我从朋友身上学习这种批判精神，非常受启发。”
铁路中学和群艺馆是斜对门，有操场。乔晓光高中就喜欢打篮球，结识王焕青后，俩人朝夕相处，几乎天天在一起打两到三个小时。“焕青不用坐班，我不行。群艺馆也没有场地。为了打篮球，我把高中生也叫出来。有时光着膀子，教务处长还批评我，你不雅观啊，穿上！我说太热了，不行。后来小段也参加了，我这身上都是他挠破的。”段秀苍那时已经成家，住得远，去得少一些，他有时去群艺馆和王焕青打乒乓球。
那时的衡水，一到晚上街上就没人了，学校9点关大门，老师也不让出来，王焕青经常需要翻铁门才能回去。乔晓光觉得这是一种乡村生活。他晚上11点才睡，看书，画画。冬天的夜晚下大雪了，他和王焕青翻门出去，到麦田里、雪地上打滚。滚完之后还不过瘾，俩人跑到段秀苍住的地方喊他，你出来！太迂腐了，天黑就睡觉。这种撒欢般的折腾，仿佛是种激情的释放，“下了雪就要出去看雪，关上门闷着睡觉，那不行，心是死的啊……”
年轻人自然的天性和情感是相通的，有了伙伴的生活更有趣味。“通过有限的印刷品了解拉美爆炸文学、荒诞派戏剧、叔本华、尼采、萨特等等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东西，外来的现代思潮让我们兴奋，每天都处在一种清新的追求里。”三个人在一起争论，互相批评、激励。“我们仨有一种缘分。衡水像一个平台，此时此地碰上这几个朋友，内心、思维就活跃起来了。三个人当中我可能属于笨的。小段没上过什么学，但是聪明，手巧，那就是个天才，他还研究哲学，一着急就写书。焕青非常聪明，从小读书，速度又快，记忆力也好，他读了好多大部头，大段大段的都能背下来。”
乔晓光现代剪纸作品，象征着女人世界，剪纸布景前的娜拉与丈夫， 2006年创作
乔晓光很勤奋，画画常常通宵达旦。他说王焕青更厉害，“我一晚上画一张画，焕青经常改画，一铺开好几幅。那种精神状态在感动我。他的想法更丰富、更有意思。”他们互相鼓励，互相赏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就像生态一样。”
“武强年画引起我对民间艺术的最初兴趣。”乔晓光上大学时曾在石家庄博物馆广场上看到过卖年画的，到了衡水，发现武强就是年画之乡。当时王焕青在群艺馆的工作涉及民间美术，周末，他们一道坐两小时的长途车去武强考察，走乡串户拜访老艺人，收集老版年画，中午累了就躺在野外的麦秸垛上。至今，他还记得麦秸潮湿而亲切的香味。后来，他的油画《年画之乡》在“米羊画室新作展”上展出，刊登在《中国美术报》上，当时的河北美协主席王怀骐还在《河北日报》上写了专门的评论文章。
乔晓光《年画之乡》，油画，180x170公分，1984年
在群艺馆看到张林召的剪纸集后，乔晓光和王焕青一人拿了一本，开始学习做剪纸。“我当时不会剪，就用手术刀刻，是爱人帮我找的手术刀。后来我们仨都刻。我是先刻的，也一直坚持了下来，后来学会了剪。任何事物的生长都需要时间，谁坚持都会把事情做得更丰满。剪纸，我一口气坚持了30年。”现在，乔晓光的工作台上也常年放着一把王麻子大剪刀，有空就剪小作品。
“一旦拿起剪刀面对纸张，乔晓光立刻进入忘乎所以的状态，常常变成诗人、哲学家……也常常变成傻乎乎的孩子。”这是王焕青为乔晓光的专著《空花·剪纸研究与创作》写的序言中的句子。剪纸艺术让乔晓光倾倒迷恋。1985年参加济南的全国剪纸展览会，他的几件取材于古代神话的作品构思新奇，造型稚拙，引起人们的注意。刘骁纯在《中国美术报》上发表评论，说这是一种有创造性的表现形式，“标志着延安开始的新剪纸，开始走向成熟”和“展现出新的曙光”。很多人给乔晓光写信，其中有他后来的导师靳之林，也有天津美院研究剪纸的仉凤皋。
民间那种新鲜、生机勃勃的气息以及形式感的自由，把他们从西方现代主义身边拉了过来，体会到一种更靠近生活、靠近文化的特性。“我跟焕青是吸收最直接的，小段还含蓄一些。焕青在吸收上比我更成功，他常参加展览，还获奖，这对我们是一个鼓舞，这是我们共同的道路和方向，是民间的成功，很棒！”
乔晓光说，并非所有人都从85新潮走向现代当代，自己恰恰就是以85新潮为起点走向民间和非遗传统的人。“米羊画室新作展”之后，他收到中央美院年画、连环画系主任杨先让的来信，说很欣赏他的油画《玉米地》和剪纸作品，希望他报考本校的研究生。1988年，乔晓光考进央美，成为重返学院任教的靳之林的第一个研究生。
走出米羊画室，乔晓光投身于钟爱的民间美术事业，从平原小城奔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沿着河走，守望苦难中的吉祥
1986年夏天，乔晓光和王焕青曾去陕北考察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进行了一次文化寻根之旅。他们走了将近60天，边走黄河，边走乡村，经西安、兰州、西宁，到敦煌、格尔木、天水，过六盘山、宝鸡，最终到达陕北。
“这段旅程影响了我们的艺术观。”乔晓光说，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深层的文化基因，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有些古代传统艺术是凝固的，但民间文化是活着的。“正是在民间深厚的土壤中，我看到了民间艺术的生命之光。”旅行也激活了王焕青写作的欲望。在路上，他开始写作，后来创作小说、写剧本。
乔晓光田野采风照片
途中还有不少笑话。在陕北，两人为了省钱住大车店，人家问要不要棉被，他们心想，大夏天的，这不黑店吗？“不要！”“真不要？你们可考虑好。”俩人没住过窑洞，结果后半夜被冻醒了，不得已，把人家蒸馒头用的笼布一人一块裹到身上，还是冷得不行。第二天房东看见，笑得坐到了地上。
从吴堡到军渡，他们走了几十里路找黄河，渴得不行了，弄个西瓜打开，居然烫嘴，不能吃。在放羊人的指点下来到河边，他们发现，黄河是朴素的、平静的。然而，“朴素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内在生命质朴无华的灿烂。”
这是乔晓光第一次见到黄河。后来，他参加了杨先让率领的“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队”第8次和第10次考察。刚考取研究生的前9个月，他奔波在黄河流域九省区，沿甘青一线到冀鲁大地，行程一万多里。在陕西旬邑，乔晓光走进剪花娘子库淑兰昏暗低洼的窑洞，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他被满窑的彩色剪纸震惊，被老人质朴天真的歌谣感动，湿润了眼眶。后来，他结识了众多黄河流域优秀的剪花娘子，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启蒙老师。“是她们那充满纯朴人性的艺术创造，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使我走出狭小的艺术自我，走向自然，走向民间。”
“剪纸和女人的关系是那么深切，我发现很多剪纸女艺人一辈子都是在挫折中度过，生孩子夭折，与老汉不和，在村里被人指指戳戳说克子克夫。她们首先是一个坚强的女人，靠剪纸获得一点点慰藉和自信，最后剪纸也成了她们人格的象征。女人、剪刀、苦难、磨砺、剪纸、人生，构成了这样混生的一种生活。”乔晓光认为，“男人的毛笔，女人的剪刀”，民间吉祥艺术是从苦难中生长出来的艺术，但它并不表现苦难，而是为了祈愿生命和生活更加吉祥，更加美好。
1990年乔晓光毕业留校，没有去西方，而是去西部，“上山下乡”搞起了以剪纸为主的民间文化田野调查，连续11个春节下乡考察民俗。“我曾经是一个迷恋诗化的生活的大学生，田野改变了我，让我脱掉了‘小我’的酸，增加了朴实和苦涩。”
乔晓光亲历了中国乡村巨变序幕的开启，赶上了农耕文明消失前最后一个平安之夜。好像冥冥之中，他的生命就属于大地上的人民、生活和民俗文化。他发现，生活中还存活着许多古老的文化，民族本原的文化基因是活的生命体，循环在民族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循环在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中。在多年实践与思考之后，他提出了“活态文化”的概念。
2001年，乔晓光接任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第三任会长，次年就主持并承担了中国民间剪纸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的志愿工作，在他的力倡与亲力亲为下，中央美院率先成立了国内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申遗起步之初，工作量巨大，资金匮乏，很多人不理解。乔晓光忽略掉那些冷眼嘲笑，“用身边的人，做天边的事”，带着几个学生没日没夜地工作，梳理历史沿革，普查评选传承人，拍摄录像，建立生态保护村，召开国际会议，办大型展览，出中英文画册……他骑着自行车跑前跑后，会议预算精确到一张纸、一瓶水、一个纸杯。去天南地北的村子拍摄传承人，他找朋友帮忙，扛着机子坐最便宜的硬座火车，常常是十几个小时的路程。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回家还要整理各种文本资料，经常通宵熬夜。为了申遗，他放弃了许多个人发展与提升的机会，错过了买房、卖画，甚至把自己最喜爱的艺术创作都当成了业余。因为压力太大，他的血糖开始不正常，患上了糖尿病。
2003年拍摄民间剪纸申遗片时，在陕北延川发现古老的剪纸招魂习俗
“在战斗中学习战斗”，乔晓光在高强度的工作中练就了好口才，也成为了睿智果敢的管理者，他用自己的热情和智慧，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分享申遗工作经验，创立中国第一个“青年文化遗产日”（2006年并入国家遗产日），组织中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师资培训……经过三次申报，2009年，剪纸申遗在国家的支持下终于成功。乔晓光说，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光荣就是为乡村妇女、为母亲的艺术申报过世界非遗。
乔晓光和妻子刘云在英国泽西的留影，2016年
把剪纸做成学问，为“奶奶”争取尊严
申遗成功，剪花奶奶们拿到了奖状，却没有改变生活。在高高的艺术讲堂表演完毕，她们又回到昏暗的窑洞，面对生老病死。
“一个民族封建社会几千年了，农民、乡村妇女没有地位，申报个遗产就有地位了？这是幼稚的。”乔晓光感到了无能为力，也更坚定了前行的决心。“既然如此，索性有一点意义就做吧。我可能能量太有限，只是个老师，但是当我把一个活态文化做成一门学问，在高校普及，让中国人、亚洲人、全世界人都热爱剪纸，到时候不用宣传，人们自然而然就尊重她们了。”
申遗工作最大的遗憾是，许多少数民族剪纸的调查和抢救工作，由于时间紧迫未能展开。乔晓光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2009年，他开始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现在，他们已经摸清了34个民族有与剪纸相关的习俗传统，整理出28个民族的田野调查报告。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中国多民族剪纸最整体的摸底调查，他们的经验与成果也得亚太地区教科文组织的肯定与赞赏。
乔晓光有点像“葛朗台”。非遗中心成立之初，有20万元经费，10万买了电脑，余下的10万他们花了13年；申报遗产时他手里有40万元，却产生了400万才能有的效应；调查少数民族剪纸，国家给了12万课题基金，他们做一个民族平均下来还不到5000元。学生们和他一样能吃苦，顶风冒雪在山区坚守、攻关，住草棚、吃农家饭，来回路上是硬座、汽车加步行。乔晓光说，金钱是有能量的，但能量不在金钱，而在持有者的信念。
“什么叫困难，没有困难。放弃就是困难。我是经历了一些坎坷，但跟老师们相比就不算什么，他们的人生经历了太多磨难，我不过是多熬几个夜，多走了一些路。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事情都做成了。那些在基层县文化馆的工作的美术干部一辈子做了许多基础工作，他们有什么名？剪纸确实是伟大，但构建学科奶奶们做不成，我可以做成：一，我在好的大学；二，我的两代老师都在做，已经70年了；三、我这第三代人应该有成果有能力普及了。我的老师靳之林先生通过研究剪纸提出本原文化，到我这里，我要通过活态文化提出剪纸学，把人民的文化推出来。”
乔晓光与凯伦?碧特?维勒的剪纸艺术展览
乔晓光是一位艺术家，他用剪纸讲述乡村的故事，讲述中国的故事，也在讲述世界的故事：2006年，受邀为挪威易卜生剧院《寻找娜拉》舞台剧设计具有中国剪纸风格的舞台美术；2008年，在芬兰库赫莫市举办《传唱·乔晓光〈卡莱瓦拉〉剪纸艺术展》；2012年，为瑞士联邦创作剪纸《阿彭策尔史诗》；2014年，与挪威艺术家凯伦·碧特·维乐在北京举办《纸的对话——龙和我们的故事》联展；同年，应芝加哥航空局之邀，为奥黑尔国际机场创作了大型装置艺术作品《城市之窗》；2016年，在英国泽西联手挪威艺术家举办《剪纸新语》展览。通过十余年与国外的艺术合作，乔晓光在努力推动中国剪纸走出国门，也让外国观众能够通过剪纸艺术了解与感受中国文化传统。不久前，他的女儿结婚，婚礼就做成了别具一格的剪纸艺术展。
回望衡水，乔晓光说，衡水有原住的衡水，也有漂泊来的衡水。“我和焕青在精神上属于客居者，我觉得衡水很单纯。我们的内心什么样，衡水就是什么样的，是内心里的东西让自己在衡水这几年的生活变得充盈。米羊画室的三个年轻人就是活在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思想争辩中，活在自己的理想追求中。”
乔晓光觉得，在衡水的那段生活，就是内心跟着理想走，思想不过夜。“年轻人最可爱的一点就是言行一致。今天，衡水人如果能坚持内心，坚持知行一致，一样成功，照样可以再出米羊画室。人是不可以重复的，但是精神的能量可以传递，可以穿越千年。”
乔晓光一直在思考，剪纸的终极是什么？答案是人，是慰藉，是倾诉，是自我关照。每一个剪纸者，最终都和自己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剪纸是吉祥喜庆的艺术，这份浓烈的喜庆背后，是喜怒哀乐俱全、酸甜苦辣杂陈的世界。喜庆之际，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珍惜生活，敬畏传统。”
采访手记：
第一次打通乔晓光老师的电话时，他正在乘火车去邢台讲课的路上，说，最近的日程排得非常满，有十几本书赶着出版，还有很多重要的活动，实在抽不出时间接受采访。加上了他的微信，头像是一个生动的剪纸，署名“米羊”。他陆陆续续传过来很多资料——关于自己的艺术、学科、学术活动，而关于个人经历，他说得很有限。
等了一个多月，乔晓光答应在周末给我一个小时。当我走了很多路来到他的面前，他给了我整整一个下午。他说，支持你完成这次采访写作，是对衡水的怀念与感恩。
生平第一次，我误车了，但并没有什么沮丧和“糗”的感觉，因为知道自己得到的更有价值。那不仅仅是一种感动，更像是一种洗礼：有对乔晓光的敬佩，有对米羊画室的感慨，更有为自己的故乡生发出的自豪。
乔晓光从事的工作意义深远，因为这不是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上的抢救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世纪文化繁荣复兴大背景下，他是在实打实地建设我们民族文化的自信，告诉世人我们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绚烂多姿的民间文化艺术有多么美，是多么珍贵，值得我们每个人骄傲与自豪，更需要重视与保护。他做的，是一件件具体而微、有质感的实事，甚至将自己同样热爱的艺术创作都降到了次要位置。他把那个小写的“我”，完全融入、献身于一个大写的“民族”之中。
为了自己热爱的艺术人文学科建设，乔晓光倾其所有、不遗余力，过程堪称筚路蓝缕。他克服的不仅是资金的短缺、条件的简陋，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困苦、冷眼嘲笑——他和他的学生们曾遇到过很多来自方方面面的不理解、不支持。
然而，当有所建树时，乔晓光心中只有感激。他感激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感激中央美院搭建的平台，让自己能够从事热爱的工作，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感谢那些曾经支持过自己的老师和朋友，感谢妻子刘云这么多年默默的承担与支持。甚至，他还感谢那些曾经走过的困顿坎坷，说，那都是人生的收获。
今天，乔晓光依然在路上。
但愿那些传递正能量的真诚与纯粹能够成为迷雾中的灯塔，让文明与高尚的光芒照亮更多平凡的心灵。让我们抛弃掉那些丑陋与猥琐，去过一种正确而真实的生活。
衡水晚报记者 韩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