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sukai

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造(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sukai 07-12 104

  编者按:

  六十载弦歌不辍,红专并进;五大洲声名鹊起,理实交融。肇启京华,辗转南迁,二次创业……科大的历史,是由一个个片断连缀而成,更是由每一个科大人共同创造而来。

  作为科大历史的见证者、创造者,无论身在何处,相信你心中总有科大与你相伴。也许,你还珍藏着当年的老照片,或者课本、笔记、书信、资料,抑或自己的生活用品,这里面一定浓缩着你的科大回忆;也许,你与科大有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这里面当然辉映着你的青春和科大的背影。那么,行动起来吧,拿相机拍照上传,提起笔以文言志,共庆科大60华诞,让我们共同分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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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是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面旗帜。1958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兼职出任校长。一位文学家担任一所理工科大学的首任校长,对于这所学校人文风貌的熏染极其重要,造就了中国科大成为一所既张扬科学技术风帆又不缺少文化传承的大学。郭沫若的治校理政在聚焦科学技术主线的同时携带了文学艺术的基因,他要求中国科大的莘莘学子成为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也希望同学们学习一点文学艺术,形成科学和艺术的融合,在文学艺术中找到科学技术创造的灵感。

  

  “我们搞尖端科学技术的人尤其应该懂些文学艺术和各种体育活动。在红透专深的保障之下,同学们不妨同时成为诗人、画家、音乐家、戏剧演员、运动员或者其他。”1958年9月20日,郭沫若校长在中国科大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向同学们发出了这样的倡议,并且还举例说明文学艺术与科学研究可以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新近去世的约里奥居里教授,是我们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所长的老师,他是原子能物理学的权威,而他又是提琴家,会打庭球。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同学只要不荒废专业,尽可以在文化艺术等方面发挥自己的兴趣。我们的学校应该有适当的文娱活动和弦歌之声。这弦歌之声在我们中国古代是和教学工作联系起来的,我觉得是好的传统,我们今天应该保留着这个传统”。郭沫若亲自为学校创作了校歌《永恒的东风》,并请音乐家协会主席、抗大校歌的谱曲者吕骥为校歌谱曲,请吕骥来到学校大礼堂亲自教同学们唱校歌。“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激昂的旋律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大学子走过将近60年的历史,至今仍然在中国科大的校园中回响,也在全球中国科大人之间久久传唱,激励着他们攀登一座又一座科学的高峰。

  

  “科学技术是最看重实事求是的,但也必须有大胆创造的共产主义风格,才能有高度的新的发明、发现。我希望同学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创造,在大胆创造的风格中实事求是。”1958年除夕,郭沫若校长来到学校,和几百名留校过年的同学一起欢度佳节,并寄语同学们在科学的道路上要有浪漫主义的精神,实现更高层次的发明、发现。这样的教导不仅深具文学家的风采,似乎更有哲学家的智慧,引领着未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奋斗方向。

  “同学们是搞科学的,不是搞文学的,但也不能不重视中国语文。譬如你们将来要著书立说或者讲学座谈,总要能说会写,才能把你们的学识传播给别人。外国的科学家,特别是法国的科学家,每每长于文笔。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似乎有点两样,往往不善于写作。我觉得这是缺点。我建议:我们年青的科学家应该懂点文学,而年青的文学家应该懂点科学。”1959年9月8日,郭沫若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再次强调了自己关于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的观点,要求中国科大的同学多学一点文学。

  

  郭沫若非常关心学校的文化建设。有一次,学校党委书记郁文在交流中向郭沫若说起《人民画报》需要一篇中国科大的介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几日,郭沫若就写好了这篇学校介绍,请人送给郁文并附上便函:“郁文同志,人民画报需要的文章,我草拟了一篇,送上,请您斟酌。”这便条既折射出郭沫若校长谦逊认真的修养,也透露了他对学校文化建设的关心。中国科大的文学艺术教育以及文娱活动的开展是在郭沫校长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他为中国科大校刊的副刊栏目题词“红雨浪”,有一些在文学艺术方面具备特长的同学在郭沫若校长的支持下,开展了更深入的文学艺术方面的探索。有些喜欢音乐、艺术的同学,郭沫若热情推荐他们转学到北京的音乐学院、艺术学院读书。有些喜欢写作的同学找到郭沫若校长审阅他们的作品,郭沫若也不惜时间,为他们指点和修改,为这些喜欢文学艺术的同学开辟了新天地。他经常参加同学们举办的文娱活动,和同学们一起跳舞,一起观看演出。他的新编剧本《蔡文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时,他将自己的票分发给同学们,让他们先睹为快,尽情欣赏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出国访问归来,他很快就来到学校向同学们介绍到访国家的社会情况、风土人情以及观感。1960年学校举行反对美国入侵古巴的抗议活动,他和同学们在大操场上席地而坐观看表演。一阵风吹来,把一个活报剧中美国兵的帽子吹到郭沫若跟前,他一下捡起来戴在自己的头上,并做了一个美国兵举手投降的动作,引起学生捧腹狂笑。郭沫若的幽默逗趣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同学们觉得他既是崇高的大师又是个可亲的老伯。

  

  1962年5月,1960级地球物理系学生耿庆国给郭沫若校长写信,首先表达了自己对于校长的崇拜之情:“在我的心中,您是一位天才,一代文学巨子”,然后介绍了自己在校长影响下日益增长的文学爱好:“我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并在继续响应着您曾发出的‘我们年青的科学家应该懂点文学、而年青的文学家应该懂点科学’的号召,近年来利用课余时间陆续俯拾了许多新体、旧体诗词。”耿庆国同学把自己爱好文学的特点和郭沫若校长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了,后面的请求校长就不好拒绝了吧,当然这是笔者的冒昧揣测,“他们鼓励并怂恿我把所写的诗作勇敢地寄给你,请您斧正指教。”得到文学大家郭沫若的指教,对于初入文学之门的青年来说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郭校长有成人之美,对于自己的门下弟子更是不吝支持与赞美:“你的诗,我都读了一遍。你在科学专业之外,文学上有这样的修养是不错的。我在你的年龄时就不曾写出你这样的诗。这证明我并不是天才。祝你努力,并注意健康。”郭沫若对于自己的才能是非常低调的,表示自己青少年时并不曾写出像样的诗,不过事实也是如此,郭沫若的文学天赋在二十岁以后才遽然展现并为世人所知。

  

  郭沫若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家,但他的谦虚美德在中国科大师生的记忆里却是有传统的,对很多求助于他的科大学生都会给予热情的帮助,也曾和师生们开玩笑:“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1964年级物理系张义权同学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和古文,进入大学以后自学了王力教授的《诗词格律》,对古诗词的欣赏、理解能力很快提高,于是产生了学写古诗词的强烈欲望。但是,他面临着一个难题,因为古诗词的基本音韵系统是平水韵,对北方长大的他来说不好掌握,于是他想能不能用普通话的音韵系统写古诗词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张义权,他想当面请教尊敬的郭沫若校长,但苦于一直没有机会。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借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大礼堂举行重大活动,郭沫若校长莅临会议,然而发生了今天看来极其可笑的一幕。由于学校的两个学生组织“东方红”和“延安公社”为发言次序争执不下,以致会议不能按时举行,郭沫若校长只能在礼堂会客室等待他们争议的结果。德高望重的校长尚且受此待遇,学校当时的混乱状况可想而知。然而也正是在这不短的间隙,给张义权同学提供了当面向郭沫若请教的机会。张义权忐忑不安地向郭沫若校长提出了自己的请求,郭沫若欣然同意,大概也苦于没事可干的尴尬吧,有孺子可教不失为一乐事,于是娓娓道来:“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和对待一切事物一样,要分清良莠,采取扬弃态度,做到古为今用。古诗词的音韵体系是约定俗成的,不能像普通话那样靠行政命令来统一。到目前为止,所有名家作品都还是以平水韵为准的。当然,什么事情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不管怎样发展变化,也还有一个约定俗成问题。”两人讨论很投入,把外面的革命小将们抛到九天之外了,直到两派达成协议才结束了这场别开生面的请与教。张义权在交流过程中注意到郭校长由于耳朵听力不好,不时将随身携带的助听器盒子向他这边靠近。这一微末的细节更加温暖了学生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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