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80岁了。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个年龄似乎足够老，更何况，这位日本小说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在21年前——他也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当然，即便年事已高，他写作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
2012年，随笔集《定义集》由朝日新闻出版。
2013年，讲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晚年方式集》。
2015年，新潮社出版了他和古井由吉的合著《渡过文学的深渊》。
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大江健三郎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日本文学的符号，代表了日本文学的某个维度——毫无疑问，他是日本现代文学和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日本文学中少数几个世界“通用”的作家。
父亲为孩子“清除荒地”
重要的问题即使折磨人，也应该认真去思考，并且这种思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但曾经拿出时间对它认真加以思考本身，会让你在将来想起它的时候，懂得它的意义。 ——大江健三郎
1935年1月31日，在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大江好太郎的第四个孩子大江健三郎出生了。大濑村坐落在森林和峡谷之间，这里的习俗和环境对后来大江健三郎文学世界的形成影响颇深。
当然，对大江健三郎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的父母。大江健三郎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个弟弟，生在这样一个庞大而贫穷的家庭，难免让大江健三郎觉得气馁。很小的时候，他就说：“我在这样的森林里面长大，注定成不了什么有名的人啊。”然而，这样的话语并没有让大江健三郎的父母对他感到气愤或者失望。母亲向他讲述了邻镇的学者江藤树如何在穷困中坚持学习，父亲在第二天就带他前往邻镇，实地感受江藤树生活过的地方，在那里吃着好吃的东西，讲着藤树先生的故事。大江健三郎说：“我的父亲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为我清除着‘荒地’。”当大江健三郎说，自己不可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勇敢时，好太郎告诉儿子“孩子不是应该有孩子的战斗方式吗”。 大江健三郎十岁那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很快，学校的教育理念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让大江健三郎非常不解。厌倦了上学的大江健三郎拿着植物图鉴跑进了森林，希望能够认识植物，以便将来“世袭”管理森林的职责。遗憾的是，大江健三郎在森林中迷路，直到三天后才被发现。当时他高烧，医生宣布他已经没救。在母亲不懈的努力下，大江健三郎转危为安。他曾经问母亲他会不会死？母亲回答说：“你不会死的……要是你死了，我也可以再生你一次……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孩子。”
大学期间以作家身份出道
如果你感到哪本书实在是一本好书的话，那么就请隔一段时间重新读一遍，而且每遍，都用不同颜色的彩笔画上线，在空白处记下阅读时的杂感。这是一种有益的读书方法。 ——《在自己的树下》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生涯，开始于他在东京大学求学的1957年。
在这一年，《东京大学新闻》上刊登了大江健三郎的五月节获奖短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奇妙的工作》。同年，他在《文学界》杂志上发表了《死者的傲气》，这本书获得了第38届芥川文学赏候补，川端康成称赞小说显露了作者“异常的才能”。
大江健三郎自此以作家身份出道。
也是在这一年，一位天才摄影家土门拳在《朝日相机》杂志上以“日本艺术家”为标题刊登作品连载，选中了水谷八重子、杉村春子等。在这个系列中，土门也希望拍摄大江健三郎的肖像照，“我很为难……据说土门先生众所周知，人们会认为我不尊重他……他来到我的宿舍，看到我之后表情变得极其忧郁。但很快，他说，‘我想看你的书房’。虽然说是书房，其实只是房间里的书和桌子。在书架上，排列着小说家中野重治和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一夫几乎全部的书。土门先生的心情被修改了，‘中野重治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渡边一夫的书，你为什么会摘译这些？’于是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出生在四国的森林里，高中一毕业就被森林工会预订雇用。但渡边一夫先生《法国文艺复兴断章》一书让我想要去跟随他学习。我回去说服母亲，来到东京，终于可以去渡边先生的教室。不过，我不想成为学者，所以我开始写小说……’然后土门先生为我拍照片，这个事情告一段落……这也应该是土门拳先生和我最初的相遇了。”
孩子为什么上学
无论怎样控诉恐怖、怎样发怒都没有成效，（作家）却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发出声音……也许明天，愤慨多少沉潜下去；后天，重又开始控诉恐怖，而他将选择黯然沉默，恢复往昔的日常生活。然而，侮辱是一股酸性侵蚀力量，它在自己的内心深深挖掘着伤痕，无止无休。 ——《冲绳札记》
25岁那年的 2月，大江健三郎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结婚。
“不久我结了婚，生了孩子。那个孩子有智力障碍。我认为这是我人生非常黑暗的时候，无论如何，和这个孩子一起活下去。”为了找到信心，在广岛遭受核打击后，大江健三郎去了广岛。他在那里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创作《广岛笔记本》。也是在广岛，他接受了医生的建议，“作为父亲的你必须接受他，尽量拜托其他医院进行治疗”。这次工作结束回到东京后，大江健三郎接受了手术治疗方案，“然后，我和我的爱人、孩子三人的生活开始了”。
在大江健三郎的其他描述中，有更为详细的介绍：“我的长子出生时，后脑勺有一个看上去和脑袋差不多大小的包。医生把它切了，尽可能使大脑不受影响……光很快长大了，只是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相反，他对声音的高低、音色的厚薄特别敏感。比起人的语言，他首先记住的是许许多多鸟儿的叫声；而且他一听到鸟的歌声，就能说出鸟的名字来。鸟的名字，他是从唱片上学来的。这是光说话的开始。”大江光7岁开始上学，进入特别班，“集中在那里的孩子，身体上都有不同的残疾……从窗户望进去，看到光总是用手捂着耳朵，身体呈现僵硬的姿态。”这让大江健三郎对教育产生了怀疑，已经是成年人的他又问自己孩童时期的那个问题：光为什么一定要去上学呢？他一度想要带着孩子回到村子里，“解决了这个摆在我面前的难题的竟然是光”，光在班里发现了一个同样不喜欢噪音的孩子，渐渐的，他们可以一起听广播里的古典音乐了。 在结束了智障孩子的学习教育以后，从小跟随母亲学钢琴的光，已经可以自己作曲了。大江健三郎把这段经历写进《孩子为什么上学》一文里，通过他与儿子大江光的经历，讲述了上学的必要性。
在一生中延续乐观主义
考虑问题的时候，我用日语，也用英语、法语等，它们一齐在我面前晃动。语言是不断运动的，我从其中创作文学。如果说我不拥有日本的传统，那么我一定拥有法国与英国融合在一起的传统；如果说我是国籍不明的人，那么我是生活在地球上创作文学的人。 ——大江健三郎
相比于一个作家的身份，大江健三郎更多在做的，是导引者和宣传者。无论是对战争的思考，对子女的教育，还是对青年人的指引。
2006年，大江健三郎在京都律师会的一次集会上回忆了自己高中时代的“自作聪明”，希望能让今天的年轻人有所借鉴。“高中一年级时，在盛行棒球的农村中学里，棒球部胡作非为——至少在我看来，老师们装作不知道，学生们也都在默默忍受。我写了一篇作文，希望他们可以停止‘胡来’。我原本只是想在班级里引起关注，没成想有人将其誊写印制而且到处散发，我因此成了被‘暴力制裁’的对象。每天午休时，我都会被叫到学校后面，这种苦难一直持续着。我不得不假设‘自己没有每天都被殴打就好了’。”这种恶劣的情况加上老师的嘲笑让大江健三郎决心反抗，“决心显示出即便被殴打也绝不屈服的勇气”，这样的坚持虽然让打击报复更加恶化，却为大江健三郎带来了支持者，“其他教师甚至为我联系了转学的学校”。 步入老年的大江健三郎说：“我已经进入了老年。自己原来做过的事情，比如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核武器，或者帮助有障碍的孩子自立，又或者讲述自己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现在的我可能说不出口。但我不知不觉进入了晚年，还有什么是我可以解决或者考虑的呢？人做事情就希望它能够朝好的方向前进，我从内心里希望和相信美好，我会尽力而为。我们将乐观主义的精神在一生中延续下去，我带着这样的心情，考虑自己的文学创作。” 北京晨报记者 何安安 综合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