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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按：对于很多中国读者而言，加缪的名字可能并不如萨特那样响亮。事实上，加缪的中国之旅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它是缓慢的，甚至是迟滞的。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随着萨特的存在主义译介到中国，加缪的名字始被提及；到50、60年代《局外人》在内部出版，影响甚微；再到80年代被中国的译者、学者陆续翻译和研究，终于引发热潮。加缪思想中的荒诞、正义、反抗，以其深邃的内涵和发人深省的姿态真正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其文字的流畅、澄澈和典雅，更让加缪在一时间成为众多中国年轻人捧读的对象。
表面上看，加缪的作品中似乎并不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反与正、流放与王国、荒诞与理性、生与死、堕落与拯救、阳光与阴影……他的思想经常游走于二元对立之上，让读者感觉时而身处荒野，与孤独作伴；时而坐在阳光之下，听着大海的浪涛声。那堪称凛冽的激情、义无反顾的抗争、近乎冷漠的旁观、和对生活与爱的眷恋，使得他的作品在跨越国界之后，依旧经久不衰。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死于车祸。1942年因发表《异乡人》（又译为《局外人》）成名，代表作还有小说《鼠疫》《反抗者》、随笔《西西弗神话》、剧本《卡利古拉》等。图为1955 年1 月，加缪在出版公司办公室的阳台上抽烟。.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文学加缪
他是冷峻的热情，是克制的审慎
在法语翻译家袁筱一看来，加缪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从具体的人到抽象的人，还是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这是文学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或许不无危险，第二条路径同样充满危险，因为很可能失之于虚无。但是走了第二条路径的加缪并没有坠入虚无，这是他的伟大所在”。
“平静地接受这个荒诞的世界，而不是自欺欺人地用语言来缔造一个华丽的世界，就是人最可彰显的价值，它包含勇气、真实和理性。”袁筱一认为，加缪的一生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阿尔贝·加缪，在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是一个充满生命光辉的名字。他曾在一张标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纸上，列出他心爱的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这概括了他一生为之奉献的全部事物。
1976年，33岁的郭宏安第一次接触到加缪。
身为新华通讯社任外部翻译的他，当时正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语。当他从书架上取下加缪的那本《鼠疫》时，他与加缪之间的缘分悄然而至。或许是与写《鼠疫》的加缪同龄，或许是对于法国文学的天然热忱，郭宏安被这本书中的场景深深震撼。“法国知识分子一向比较左，加缪在当时那种氛围里却显得那么冷静、清醒，他反对当时的苏联，也反对美国，他始终和弱势群体站在一起。他的文字清晰、冷静，同时又非常高雅，而他出身却是赤贫，完全靠勤工俭学掌握了法国的语言和文化。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作家很不简单，非常有预见性，后来证明他对苏联的一些预见是对的。”
33岁的郭宏安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在日后成为加缪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中译者。
毫无疑问的是，郭宏安译笔之下的加缪，有着和加缪本人一样的冷峻的热情、克制的审慎。
这些译本影响了一大批中国读者，并带领其中的一些真正进入加缪的研究。袁筱一就是其中的一位。目前已经是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教授的袁筱一，回忆起当初读到郭宏安的译本时说：“私下里本来就很喜欢郭宏安老师的译笔，也觉得郭老师和加缪在气质上有相通之处。”更有读者说：“郭宏安翻译下的加缪，才是我喜欢的那个加缪。”
1978年，郭宏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系攻读研究生，从新闻转向文学，研究的领域是波德莱尔。从1980年才开始转向加缪的翻译和研究。他的目的很单纯，“把加缪翻译出来，让中国读者看看加缪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家”。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这一段，正是郭宏安翻译的《局外人》的开篇。用词之简单，断句之利落，感情之克制，使得它深深印刻在了几代读者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在郭宏安看来，一个出身贫穷的加缪，并不觉贫穷之丑恶。一边享受贫穷，一边写下这些震撼世人的文字。再观其出身，就知道他能够用这样古典、清澈、简约的文字写出伟大和豪放，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恰恰是加缪对于人和世界的冷静和悲观，其文字之精炼和干净，深深吸引了郭宏安。经过他的努力和钻研，加缪笔下的人物重新在中国复活。他也因此而在2012年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在颁奖仪式上，年近70的郭宏安用法语进行了真诚的致辞：“感谢评委会授予我傅雷翻译奖，我想这应该得力于加缪的著作，得力于评委会的工作，当然也得力于我自己的工作，虽然我的工作与加缪不可比拟。”那一年，距离他第一次与加缪“结缘”，已经过去三十余年。
1981年，刚刚转向加缪研究的郭宏安，在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中，撰文介绍和分析加缪的作品和思想。在这篇名为《与萨特有关的两位作家介绍——阿尔贝·加缪》一文中，郭宏安写道：“加缪是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他以西绪福斯下山那样沉重而均匀的步伐朝着荒诞走去，他知道恶不能根除，但惟其如此，才更应该为捍卫人的尊严和幸福而斗争。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多半基于当时苏联的实践，而当时苏联的经验并不能被认为是完全成功的。因此，以反对马列主义，反对苏联的名义将加缪一笔抹倒，打入反动派的营垒中去，是不公正的。”在那个尚未褪去历史重担的时代，这一评价相当中肯。
哲学加缪
“普通思想家”从来不是兴奋剂
中国的学者历来重视思想和哲学，比较深奥的哲学概念更容易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郭宏安认为,加缪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职业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其实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克服生活中的荒诞，达到追求幸福的目的。”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更容易被概念裹挟的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提出的实际问题反而不感兴趣。但伸手可及的幸福，恰恰是我们所缺少的”。
尽管郭宏安曾对媒体表示“在中国，加缪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的初衷并不是号召大家都来讨论加缪，因为“进入加缪是一个缘分问题。”
▲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爆炸了原子弹，加缪对此愤怒道：“人类面临着可怕的前景”。
萨特在上世纪80年代众多引入中国的西方作家之中独领风骚。中国的知识青年们通过一本《萨特研究》和萨特相遇，并为之热血沸腾。萨特也成为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偶像之一。和萨特在中国受到的热捧相比，加缪在中国的讨论就显得不那么势头强劲。特别是在《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出版之后，加缪在国内的译介活动似乎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就这一现象，袁筱一认为，译介是一种相逢，是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土壤的产物。它与作品在本土语言文学历史上的遭遇一定有差别。“萨特有‘存在主义’的标签，有大部头的哲学作品。加缪则不同。他的《西西弗的神话》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试图建立哲学方法框架的野心相比，尽管哲学内涵丰富，但基本上属于哲学小品类的。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而言，革命是很吸引人的，萨特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并且他也乐于把自己做成一个标签。这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近似于兴奋剂的作用。而加缪则更理性，更平静。”
上世纪80年代，加缪的主要文学作品陆续传入中国。和《鼠疫》《加缪中短篇小说集》《正义者》这些文学作品比起来，其重要的思想著述《西西弗的神话》进入中国相对较晚。在这本书的译后记中，杜小真饱含真情地写道：“加缪这位崇尚古希腊哲学的哲学家，具有先哲的清醒和冷峻，但他又是受地中海阳光海水哺育的文学家，具有诗人的激情和感受，他对严肃的人生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要对生活回答‘是’，要对未来回答‘不’！就是这貌似平淡的答案不知震撼了多少麻木的心灵，又不知激励过多少破碎的灵魂！”她引用了法国人格主义代表人物莫尼埃的话：“还没有人曾像加缪那样歌颂身体的伟大：身体、爱抚、创造、行动，人类的高贵于是在这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其地位。”
从陆续译入中国的加缪作品中，我们读到了一个不信来世的坚定的人，不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不为了某种目的或为了适应某种偏见而生活。他炽烈地活着，潇洒肆意，同时又对周遭怀有谨慎的机警和近乎偏执的热忱。他讨论荒谬，在茫茫宇宙之中找寻自由的理由，他义无反顾地活着，站在战后那个冷漠荒芜的时代边缘，唱出一曲曲饱含热情的悲歌。
他召唤着人们去走近他，检视他，咀嚼他，消化他。于是才有了杜小真这样的译者，为了译介和理解他，耗掉一生中的大半时光。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杜小真还在外语学校教法文的时候，有一位外校聘请的法国年轻的哲学专家和她关系不错，为她带来了各种法文的杂志和书籍。从这些书中间，杜小真和加缪的《局外人》相遇。初读的体验只有四个字——“震撼很大”。
将近四十年之后，她在写一篇叫做《哲学大师阿尔都塞》的文章末尾，特地提到了加缪：“加缪这个非高师出身的‘普通思想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反对不重视个体，不重视个体现实生活，反对用虚无缥缈的未来牺牲今天。他用文学形式得以更加深刻地表现普通人、穷苦人的生活和心灵，他对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早有预见，被称作‘一个不光彩时代的最高贵的见证人’，虽然很多同代人对其‘简单水平’不以为然，但历史证明他的‘普通’陈述的正确，证明他表达的常识切中要害。”
她说：“世间的道理原本是简单、明了的。真正的哲学思考和理性是要引导人们好好生活，不是把理论思考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实践，更不是设立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高尚目标，把它作为统治、衡量一切的准则，要求所有人为之奉献和牺牲。”由此可见加缪对她的影响之大。
在《加缪：中国文化的局外人——荒谬美学在汉语世界的历史踪迹》一文中，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提到了杜小真翻译的《西西弗的神话》是如何影响了一批中国先锋小说家的文学创作的。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中写“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啰唆，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作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或许，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些作家的文字，仍会隐约透露出受到加缪浸润的痕迹。
影像加缪
如此好奇他的人生
2013年，为了纪念加缪百年诞辰，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这本影像集收录了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珍藏的家庭照片、报纸影像、手稿等资料，“为了重现他的笑、他的随意和他的宽容，为了重现这个赋予我生命的亲切、热情的人。为了展现阿尔贝·加缪是‘众生中的一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书中的文字部分摘自加缪的笔记，由郭宏安亲自翻译。
▲1945年8月，加缪出席贝当元帅的审判。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宋旸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本书在出厂之后的一个月之内就销售一空，到现在已经断货两年多了。考虑到广大读者的喜好，这本影像集会在今年改版加印。加缪的主要译者郭宏安将继续和译林出版社合作，完成《加缪笔记：1935-1959》（暂定名，选译本）的翻译，这本书预计会在明年年初出版。
虽然当初出版《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时，宋旸并没有料及它的市场反响如此热烈，因为加缪的作品从来都是长销书，不大可能有爆炸性的销量。“对于读者口碑，我们是有信心的。但是对于销量的估计还是比较保守。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定价还是算偏高的。”在宋旸看来，这本影像集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整本书传达出的“在世为人，勉力为人”的精神，对于热爱思考、热爱生活的读者而言，充满了信念的力量。
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在这本影像集中，将加缪一生的活动分为四个阶段：起源、觉醒·行动、反抗、孤独·团结。加缪曾在《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中，写一个艺术家临终前说出了一个词，但旁人听不清楚他究竟说的是“孤独”（solitaire）还是“团结”（solidaire）。孤独还是团结，反抗还是沉默，正义还是自由，或许是加缪一生的困境。他的思想始终在发展，始终在调整着方向。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倾其一生探究自由和正义，反思自由和正义变为绝对诉求的危险性。加缪47岁即以荒诞的方式死于车祸，因此，我们无法想象80岁的加缪，面对变幻莫测的时代，会和我们说出怎样振聋发聩的话。
本文刊载于2016年8月1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4-B05版。作者：张畅；编辑：柏琳、小井。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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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新京报》B01版～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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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B01 | 阿尔贝·加缪：书写生命的人
「主题」B02 | 迷人的加缪，一个不愿结束的故事
「主题」B03 | 阿尔贝·加缪：一位石头骑士
「主题」B04-B05 | 在中国，我们这样怀念加缪的信念
「主题」B06-B07 | 从四个生命片段，看活生生的加缪
「主题」B08 | 认识到世界的荒诞，然后反抗
「文化」B09 | 非虚构写作，在中国让我们等一等时间
「新媒体」B10 | 在每天早晨，确信一朵花正当街绽放
「书情」B11 | 《没眼人》等7本
「纪念」B12 | 语言“兔子洞”里的国王——追忆陆谷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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