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卿：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互联网是现代社会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目前，互联网的触角遍及世界各地，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日益改变着人类彼此的交往方式。随着人们对互联网依赖度的提高，网络意识形态问题日益凸显，互联网以越来越易于操作的技术影响着世界的进程，而承载着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的观点也在这里汇聚、交锋、碰撞，形成了国家维持现有意识形态安全的压力。互联网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国家安全受到影响和威胁。意识形态在国家整体架构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具有政治导向、经济规制等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常态化运行。[1]因此，互联网背景下，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表征，着力加强风险防范对于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网络意识形态的表征
1. 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场景的文化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影响社会运行的诸因素中生产因素及其所体现的政治因素的重要地位逐步由社会文化因素加以取代，而文化形式的表达多具有隐蔽特性。在意识形态方面，其相关问题的表达范式多以不易被人察觉的隐性方式在各种文化媒介出现，叙事中强调某些细节而舍弃其他细节，无形中影响牵引着人们的思维逻辑，一定程度上转换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加之网络受众实时在线和充分参与，改变了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进而塑造着当代的政治生活。文化亮相并不意味意识形态的淡化，只能说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更加复杂，载体更为多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方式，将会从根本上影响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甚至意识形态。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文化舞台汇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他们相互沟通、彼此交锋。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绝非想象的那样，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而是犹如战场，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斗争十分激烈。[2]
2. 网络意识形态载体的日益影像化、视觉化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信息由过去的垂直化传播转为现代的扁平式传播。传播的内容依靠于一定的载体扩散，载体的形式复杂多样，表达的形式除以往的单纯文字与静止的图像外，更多的是以影像、音频、动画等形式在互联网上呈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图像文化作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表征，区别于以往主流意识形态的生硬传播方式，充分授权予大众，由大众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解读图像文化的文本，创造自己所需的快感体验。在意识形态方面，互联网日益影像化、视觉化的图像中包含着大量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些内容往往以隐秘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制造某种虚幻的假象，诱惑人们去追随，导致了人们对生活的非现实化抱怨和不恰当的情感发泄。网络的这种影像化、视觉化的意识形态在表现方式上虽然不如传统那样强势和直接，但往往却以平等的姿态进行隐性渗透，对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行一定的消解、权威性弱化和模糊处理，使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更加复杂和难以驾驭。
3. 消费主义至上成为网络意识形态传达的重要内容
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的运作主要借助于自上而下的主导型教化或某种规训，而网络化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网络上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在高举“消费主义”的大旗下，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主流价值体系的负载，最为基本的一些价值观念在追求感官体验的前提下被忽视或被符号化、空洞化。在抽离人们具体日常生活的同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观念成为文化产品消费过后最易被遗忘的部分。消费主义一般倾向于允许、鼓励、甚至劝诱大众进行奢侈消费，消费者可以通过对同一种类不同品牌商品的消费，来彰显自身地位、身份和个性，表面上看人们似乎享有充分的消费自由，但这种消费活动实质上是按时尚杂志、传媒广告的指引去进行的。人们被媒介推动、引导、操控去多赚钱、多消费，其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让人们在感受“自由、公正、平等、幸福”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开始逐步认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符合资本增值的需要，在资本增值的最终动力作用下，消费主义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将人归化为消费者，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求化为对物的追求。人们关注的重心从精神的彼岸世界转向了世俗的日常生活，仅追求当下的享乐与舒适。因此，消费主义至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转向，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冲击。[3]
二、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压力
1. 互联网技术层面本身的严峻挑战
美国作为头号网络强国，掌握和控制着世界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是国际互联网的真正控制者，负责制定全球的网络技术规则，对信息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位于美国的互联网域名和地址管理机构ICANN掌握着互联网IP 地址的全球分配、域名解析原则、顶级域名系统的管理等国际管理活动。以互联网运行所需的核心技术结构根服务器而言，目前全球运行的互联网容纳的13台根服务器就有10台坐落于美国，其余3台则分布在欧洲的瑞典、荷兰和亚洲的日本。[4]因此，一旦发生世界范围的突发事件，中国根本无法阻止美国把“.CN”从互联网域名系统中进行删除或更改。因此，我国目前还处在国际主干网之外，算不上是真正的互联网强国。其次，在网络技术质量层面，我国虽是互联网的大国，但网络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发展还存在很多短板，主要表现在核心技术缺乏，基础信息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目前，我国的主要软硬件大多依靠国外进口，这些软硬件可能存有大量的隐性通道、嵌入式病毒、可恢复密钥的密码等，因此在信息安全上存在巨大的缺陷和漏洞，使得我国的互联网信息数据时刻面临着泄漏和损毁的风险。如果西方国家利用这些窃取的数据对我国进行不利的宣传和舆论攻击，则会在许多方面削弱我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被斯诺登揭开内幕的“X 关键得分”计划可以认为是美国严重干涉别国主权，威胁其他国家信息安全的最好例证。互联网作为人控制的复杂系统，其网络安全功能都是由人事先设计和开发好的，因此，互联网技术一旦被国家或某些政府滥用或过度开发，其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国际政治控制舆情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工具。
2. 发达国家利用文化传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的扩大，西方有的国家日益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一种威胁，因此想方设法从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全面施压。有的国家在与我国进行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故意制造所谓的“摩擦效应”，凭借网络优势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打压、遏制中国。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将文化价值观输出和意识形态安全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最关键前沿阵地。很多时候意识形态输出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号，这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破坏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方国家在对外宣传上鼓吹“网络自由”，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技术向全世界兜售其价值观。2010年1月21日希拉里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发表演讲，阐述关于“网络自由”的主张，希望利用互联网技术有效地将信息传递到世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后，进一步阐释当下的国际体系并不完善，它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挑战。他提出：“尽管存在这些不可否认的问题，大多数国家不想更换该体系，相反，他们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并帮助该体系发展，以应对各种挑战。”类似这样的表达意在宣扬美国才是唯一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国家。美国其实是带着和平维护者的面具，在寻找一个好的理由或借口来继续控制国际体系。
第二，建立相应的机构。就网络传播来说，美国通过专门建立国际信息局，利用数字通信技术，以传统媒体渠道和新型媒体渠道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与外国公众的交流，其目标和任务是保持与美国受众的对话，建立信誉。美国网络外交主要侧重于三方面工作：（1）数字化项目。负责运营美国大使馆官方网站，该网站使用50多种语言，每日浏览量超过402000人次；负责运营脸书（Face book）和6种语言的推特（Twitter）网站，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千万的粉丝；网址名为CO.NX 的互动网络聊天平台，以连接外国专家、意见领袖、社区领袖和政府官员。（2）美国空间项目。该项目作为美国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载体，意欲体现美国民主的一个核心原则，即公民拥有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该项目同160多个国家的使馆、学校、图书馆等机构建立联系，以举办活动的方式每年吸引超过1600万人次参与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获取有关美国的政策、文化、价值观以及在美学习的信息。（3）公共外交项目。通过各种音视频和纸质版资料展现美国的公共外交。除了多语言的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讲话以外，还包括美国各类精英的发言，如最高法院法官、著名作家、发明家、学者、企业家、记者和体育界人士等。[5]通过上述相关方面的努力，美国不断向全世界输出其政党制度、价值观，并借由对他国国内事务及政治制度运作的观察与评论，传递着对其政党制度的不认同倾向。
第三，开展多种其他项目。开展网络文化合作，教育合作等项目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教育中的“慕课”为例，“慕课”是数字化时代一种连接教育信息的载体，可以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但同时也加剧了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渗透。目前，全球三大“慕课”巨头都在美国，其输出的西方文化、西方思维、西方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具体表现其一是借助“慕课”教学载体，歪曲中国历史，大肆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以哈佛大学2013年10月31日开设的“China X”课程为例，其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在讲述过程中，哈佛历史系教授柯伟林不仅在其编排的“中国朝代歌曲”中遗漏了许多历史王朝，而且还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及其遗产，甚至不负责任地说出“直到20 世纪以前是没有叫‘中国’这个国家名称的、‘中国没有中国话’等荒唐之语”。[6]西方国家惯于鼓吹西方价值观念，弱化中国学生的政治认同。以“民主化进程”课程为例，在听了由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拉里?戴蒙德主讲的这门课后，一名中国学员在该课程笔记中记录道：“与民主政体相对的是威权政体，可以细分为选举威权（如新加坡、俄罗斯）、一党制威权（如中国）、个人独裁、绝对君主、军事统治、极权主义等。”[7]同时，授课者还在课程中列举了一些触犯我国法律却被国外吹捧为为民主作出贡献的人，显然，该门课程授课者将中国政治制度归纳为与民主政体对立的威权政体，通过歪曲和抹黑中国现行政体来鼓吹西方所谓的民主政体。这种发达国家“强势文化”即“软实力”的传输，对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其弱化了中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影响了部分网民的思想和行为。
3. 政治娱乐化、消费主义及各种错误思潮引发的身份感缺失和价值观模糊在网络背景下，政治传播虽然用视觉化、影像化的方式走近了民众，但有些宣传媒体却倾向于通过低俗的视觉化符号或制作政治脱口秀等娱乐化方式迎合受众的感官、趣味，长期沉醉于娱乐世界中的人们，最容易变得麻木不仁，失去关心国家政治问题的兴趣和判断是非的能力，最终成为西方价值观的俘虏。消费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流行的追求物质消费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以追求个人的极端物质满足为目标，消费主体并不追求物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被其符号象征意义所控制，以获得别人的认同。不可否认，这种消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经济不断扩大再生产和资本增值的需要，然而如果任由消费主义蔓延下去，势必会过度消耗人类的物质资源。西方的这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目前已经在我国网络上逐步蔓延开来，冲击、影响着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一定程度上误导网络受众，带来行为上的偏差，误导部分受众只沉溺于物质享受，而忽略精神文化的追求，漠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减了人们对理性价值和美好未来的追求。此外，国内各种社会思潮接踵而来，社会思想日渐多元，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交锋。目前较为活跃的主要社会思潮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这些社会思潮造成信仰迷失、价值取向扭曲等负面影响。就网上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活跃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来看，其在不断地变换表现形式以表达诉求，主要表现是打着“考证细节”“重新评价历史”等旗号，肆意片面夸大或缩小某些事实，随意裁剪历史，以从历史的支流中挖掘史料，重新解读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质疑和诋毁英雄，为一些地主、卖国贼正名，同时，企图直指党的意识形态“虚伪”。这些社会思潮消解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对人们信仰形成了很大的误导，导致价值观的模糊。
4. 网络舆论开放性与自主性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压力日益普及的网络化为网民提供了一个自主发表言论、发布信息、选择信息的开放空间，形成了网络虚拟群体，使得每一个网民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普通大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自己主导信息的发布。互联网上多元信息和舆论的交互、交锋和混杂，加大了意识形态网络监管工作的难度。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给广大网民造成了“什么都可以说”的假象。在社会分层加剧、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冲突增多、社会舆论呈现躁动表征的情况下，网络舆论的话题更多地被聚焦在了矛盾激化的社会热点、裹挟着负面效应的突发事件上，人们在自由表达意见的同时伴有负面言论和不满情绪发泄，这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和传播空间，对主流意识形态有一定的侵蚀作用，也使得部分民众的政治信仰受到冲击，激起了一些人对主流价值观的不认同心理，增加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引导难度。
三、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措施
1. 转变传统媒介的宣传方式，建立感性意识形态的理念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表现出了与以往相异的表象，在安全防卫目标上更关注微观领域。在防卫内容上，既有外源型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有内源型的来自国家、社会内部各种因素对政治基本价值的威胁，还有网络本身带来的人们接受信息、参与交流方式的转变。因此，网络意识形态的宣传仅采用传统的实力较量和政治威慑是不够的。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习惯于以理论讲解和概念推演的形式来向人们进行单向性灌输，忽视了意识形态展开方式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因此，网络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宣传还需要联系实际，进行创新，建立感性意识形态的理念，以强化意识形态传递的有效性。目前鲜有网民阅读既有系统性又含逻辑性的理性分析文章，而富有情感性和能接地气的生活性的感性符号却更有吸引力，毕竟网络文化中的视觉内容越来越受到重视，视觉符号构成了人们的生活空间，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意识形态的内容通过图像的建构，把抽象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内容变为直观的可视图像，使人们在轻松愉快中接受和认同其隐含的意识形态内容。现实中有少数由政府主导的主流媒体应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的政治报道、宣传，较为严肃，形式单一，仅仅把众多网民看作是单向接收信息的受众。殊不知，互联网的根本属性在于连接互通，从表层上看获取的是数据、信息，而实质上却是人心。网络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中，国家权力与权威机构除了继续保持监管、把关的管理职能外，还要应时而变以包容的姿态，兼容更多日常化的内容，重视感性意识形态，开展理论意识形态与感性意识形态之间的结合，发挥视觉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中的作用。目前，有些机构已经开始了有益的尝试，意识形态宣传已经加进感性的视觉要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典型例子之一是复兴路上工作室发布的几个小短片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以2013年10月网络发布的《中国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这段动画视频为例，五分钟的视频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点击收看就超过一百多万次，该片含中、英文两个版本，分别介绍了美、英、中三国领导人的选拔过程。在介绍中国时，主席以及中央班子以卡通形象出现，以幽默的画面和语言，全面介绍了中国领导人晋升路上“中国工夫式”的长期锻炼，选贤任能的选举办法和选拔过程。大多数网友留言，认为这样的视频生动有趣，跟得上时代步伐，值得一看。此外，另一成功传播案例是歌曲《十三五》，该短片尝试“民谣加拼贴画”的方式，画面立体，配乐欢快，歌词浅白，对“十三五”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解答，取得重大反响。以上将政治传播与流行文化、日常生活的结合，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注意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 加强软硬件的自主研发，发挥大数据在意识形态舆情监测方面的作用
首先，加强网络信息领域的自主创新、研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硬件技术和软件设备，这是实现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目前，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其重要性，积极着手采取措施。2015年，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目标，规定到2020年，4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到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70%。我国正在实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包括研发高端服务器、新一代基站、网络安全等设备，高端工业软件、重点领域的应用软件也在开发过程中。其次，使用大数据随时关注网络舆情。信息化时代的大数据运用特别在意识形态舆情监测方面具有重大的实践操作价值。对涉及舆情的大数据进行应用、分析和处理，抽象出意识形态冲突的各种因素，有助于揭示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对人们的价值观、信仰等的影响和程度，有助于再现社会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安全图景。
3. 增强意识形态的国际网络话语权
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反映了一个国家在网络空间的软权力和影响力，是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最有力而又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需要牢牢掌握其主导权。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和较量不仅靠各种硬实力，更需要话语权软实力的较量。“一国的传播能力、传播手段是否先进和强大，决定了其所代表的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念的流传程度及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8](P156)因此，做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必须创新话语宣传方式，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网络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宣传要着力提升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力、吸引力和认可度，扭转我国面对国内外各种思潮所遭遇的无语、失语情况。(编辑：侯大鹏 校对：龚春燕)
参考文献：
[1]赵欢春.“国家治理”理念下意识形态安全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0).
[2][美]爱德华·萨伊德.文化与帝国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4).
[3] 胡文木.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J].甘肃理论学刊,2014,(5).
[4]李俊卿,张泽一.国际较量视域下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8).
[5]王维佳,翟秀凤.美国政府是怎样输出价值观的[J].红旗文稿,2016,(2).
[6] 郗厚军.西方MOOC 中隐含的历史虚无主义探析——以《ChinaX》为例[J].当代继续教育,2015,(1).
[7] 高地.“慕课”核心理念、实践反思与文化安全[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8]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文章选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