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qiaoqingyi

文学艺术志序言(文学艺术杂志)

qiaoqingyi 2023-12-31 149

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微信公众号ID:jiazuqiyezazhi)

  作者: 窦少杰

笔者曾在《百年老铺三得利的经营基本法》(详见2015年8月《家族企业》杂志),介绍了创立三得利公司的鸟井家族的历史,梳理了作为大阪商人代表的三得利公司的创新精神——“志在新,勇于行”,笔者还分析了三得利公司作为一个一直以来由创业一族鸟井家族经营的日本老铺企业,其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两大经营特点,分别是“利益三分主义”和“坚持不上市”。“坚持不上市”这点比较容易理解;而“利益三分主义”,是指将公司的利润分成三大份,第一份用于公司的再投资和发展,第二份用于向包括企业员工和零售商在内的合作伙伴提供优惠和好处,第三份用于进行社会贡献。

  

三得利公司创立于1921年,其前身是鸟井信治郎在1899年创办的鸟井商店。1921年初创立时名为寿屋,1967年正式更名为三得利。一直以来,该公司主要以威士忌、啤酒等酒精饮料为主要业务。(位于日本大阪府大阪市北区堂岛滨二丁目的公司总部。)

说到企业“进行社会贡献”,从事公益活动,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起步相对较晚。而我国从古至今是一个强调“积德行善”,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为根本价值观的国家。在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的今天,尤其是随着民营企业、家族企业实力的增强,通过自己的一些个人行为或企业行为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将企业经营成果的一部分拿出来向社会进行反馈和回报,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成为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家所关注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公益基金会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如牛根生创立的老牛基金会,马化腾创立的腾讯基金会,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等等。另外,还有很多成功企业家进行社会贡献并不是采取基金会的方式,如方太集团的创始人茅理翔先生认识到家族企业接班传承问题的严重性,于2006年创立了“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又于2014年出资浙江大学成立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

成功的大企业家们如此,而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家们也毫不逊色。总部位于河南郑州的时装企业黛玛诗时尚集团虽然企业规模较小,但也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设定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设立黛玛诗家族基金会,从事着每年为郑州大学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等各项公益活动。近年来随着“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的流行,成功企业家们对社会的回馈方式就更加多样化起来。

然而,由于起步较晚,发展历史较短,社会法制也不够完善等问题的存在,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良莠不齐,也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就在今年3月初,笔者有幸访问了在日本公益事业界享有盛名的公益社团法人三得利文化财团,并与财团的专务理事今井涉先生进行了近3个小时的交流。在本文中,笔者想以三得利文化财团为案例,向读者分享日本成功的企业家或企业家族是如何运营基金会,如何进行社会贡献的。

  三得利公司的两条创业者精神

于1899年创业,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128个春秋的老铺企业三得利公司,有两条基本价值观,也是鸟井家族的创业者精神,被三得利公司的员工牢记于心,并付诸于实践。其中一条“志在新,勇于行”,是强调三得利的所有员工都需要有敢于挑战的创新精神:

  

三得利公司创始人鸟井信治郎

“将三得利建设成一个不满足于现状、不断地进行挑战、能够持续成长的企业。”

“凡事不仅要敢想,还要敢付诸于实践,不试着做,又怎么能知道是否会成功呢?”

在这条创业者精神的指引下,三得利在鸟井家族的领导下,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家族事业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壮大。首先,三得利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在日本进行洋酒文化的创造,最初于1907年成功开发并开始销售“赤玉PORTWINE”,且开创了日本利用报纸广告进行宣传的先河,贴出了日本第一张裸体女星海报宣传画;其次,1923年三得利着手建设山崎蒸馏所,开始酿造日本的威士忌,并于1929年顺利推出日本产威士忌“白札”。目前,三得利的威士忌在口味上已经不输给苏格兰的威士忌,成为日本威士忌的代名词。

  

1922年开始销售的“赤玉PORTWINE”海报。

威士忌的成功为三得利向啤酒事业的挑战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基础。从1963年三得利的武藏野啤酒工厂竣工投产,到如今三得利PREMIUM MALT’S系列高端啤酒在竞争激烈的日本啤酒市场上站稳脚跟,三得利经历了近50年的坎坷和挫折,但它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并最终取得了成功。1972年三得利食品株式会社的成立,标志着三得利开始涉足食品产业。而2014年三得利完成的对美国最大蒸馏酒公司BEAM的收购,则标志着三得利开始了走向海外、正式向全球化企业的转变。可以说,从创业开始发展到今天,三得利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中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多次世界经济大恐慌和日本国内经济危机,以及天灾人祸等无数困难,但在“志在新,勇于行”这条创业者精神的指引下,三得利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壮举。

第二条创业者精神就是“利益三分主义”。今井专务理事告诉笔者:“利益三分主义是创业者鸟井信治郎制定的一条原则。企业是社会的公器,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社会,因此最终也需要用于社会。三分主义中第一份用于公司的再投资和发展,实际上其目的也是从长远的角度为了让公司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社会进行贡献;第二份用于向包括企业员工和零售商在内的合作伙伴提供优惠和好处,其目的是为了让公司间接地更加全面地为社会做贡献;而第三份明确规定要用于进行社会贡献,是强调公司不仅需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去为社会做贡献,更需要直接地为社会做贡献。”

1961年,三得利社长佐治敬三以“生活中的美”为基本主题,开设三得利美术馆,收藏品以日本古美术为主。2007年美术馆迁至现在的东京都港区赤坂九丁目7番4号东京中城。

在“利益三分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三得利公司首先于1921年创立了“社会福祉法人邦寿会”,主要从事老年人护理和幼儿保育事业。在战后的1950年,三得利公司开设了学校法人云雀丘学园,主要从事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基础教育工作。在长年的经营活动中,三得利公司致力于人类珍贵艺术和文化的保存,在世界各地收购了大量美术作品,1961年三得利美术馆在东京正式开业并向公众开放。为了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三得利又分别于1979年和1986年成立了“三得利文化财团”和“三得利大厅”,“三得利文化财团”主要从事对文化保存和发展的支持事业,而“三得利大厅”的主要功能则是为各种公开文化文艺演出等提供高大上的展示舞台。2004年,提出了“与水共生三得利”这条经营信条的三得利集团又开始了以保护环境、引导青少年认识自然、爱护环境为主要目的的“三得利水育”事业。

  三得利文化财团:关注人文社会科学

1979年三得利公司迎来了创业80周年,三得利公司的各项事业稳步增长,发展稳健。在此之际,三得利公司社长佐治敬三提出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社会贡献活动。而在那个时代的日本,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日本经济的持续腾飞,确立了“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一信念的坚定地位,而相应地,日本企业界也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支持自然科学发展的财团不断涌现。而佐治敬三却对此持有不同的见解:“现在科学技术万能论这一风潮非常强盛。我们当然也非常希望科学技术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进步,但单纯靠自然科学的力量,就真能为我们人类带来玫瑰色的美好未来吗?这是谁也不敢保证的,所以我们在思考科学技术的时候一定要以服务人类为目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人文科学为主的文化事业,将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东京作为日本的首都,利用自己作为政治中心的优势,几乎吸收了整个日本的优秀资源,原本“东有东京、西有大阪”的多极经济发展格局早已被打破,逐渐形成了“东京一极独大”的经济局面。

三得利作为一个在大阪创业的大阪商人的典型代表,也不得不将公司的总部迁移到了东京,但“回报家乡、回报故土”的强烈乡土意识的存在,让“关西复权,大阪复权”的信念一直牢固地存留在佐治敬三的内心深处。当时与佐治敬三交往甚为亲密的日本剧作家、评论家、大阪大学文学部教授山崎正和先生在了解到佐治敬三的上述两点想法后,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大阪创立一个能够自由地进行创造性讨论的财团吧,将这个财团打造成为让日本的文化事业向全世界发出洪亮声音的据点。”同时,佐治敬三的另外一个朋友,日本著名小说家开高健先生也向佐治敬三提出了建议:“设立一个能支持年轻学者的财团吧。”

  

佐治敬三(右)1961-1990年间担任三得利公司社长。

因此,在1979年2月1日召开的三得利公司80周年庆的祝贺会上,佐治敬三宣布了在大阪设立“财团法人三得利文化财团”的决定,佐治敬三任三得利文化财团的第一任理事长。对于三得利文化财团设立的目的,佐治敬三这样表述:“设立这个财团的目的,是为了深化对社会和文化的国际化和学际化的探求,在广阔的范围内发掘和支援有能力有潜力的人才,赞助那些有独创性的敢于冒险挑战的研究课题,也希望能够通过财团的这些活动促进日本与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能有飞跃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希望财团的多方面活动能够为我国所面临的各种课题的解决提供帮助,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也希望财团能为日本国民与世界人类的共存和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1994年三得利文化财团创立15周年之际,佐治敬三理事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文化是什么?首先,‘喜欢’是文化的基础。无论别人怎么说,自己真心喜欢,就能够去坚持。其次,文化有地域性,文化并不是均一的,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文化。第三,文化的载体是‘人’,因此文化能够反映出我们人类的魅力,反映出当地民众的特点。最后,文化更是世界共通的,只要有文化存在,有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语,通过文化的理解和参与,就能实现人们相互之间的心有灵犀。”

  

2016年三得利文化财团赞助课题报告会现场。

从1979年创立到现在,三得利文化财团已经先后有4位理事长,分别是创始人佐治敬三(在任期间:1979年~1995年),鸟井信一郎(1995年~2002年),佐治信忠(2002年~2010年)和鸟井信吾(2010年至今)。目前,文化财团共有7名评议委员,2名兼职监事,9名理事,1名事务局长和6名职员。9名理事当中除了担任理事长的鸟井信吾之外,其他8名都是来自于日本文化界的泰斗。可以说三得利文化财团的运营团队并不大,但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组织,却秉承着三得利公司创始人鸟井信治郎确立的“志在新,勇于行”和“奉献社会,奉献人类”的信念,通过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各项事业上的积极活动和努力,布局着人类社会文化事业的未来。

  挖掘民间文化

三得利文化财团的资金支持都是来源于三得利控股集团,所开展的事业也都是以公益为目的的社会公益事业。从大面上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学艺文化振兴事业”,另一类则是“地域文化振兴事业”。

第一类的“学艺文化振兴事业”又可以分为五个大类,分别是“三得利学艺奖”、“团队研究课题赞助”、“年轻学者研究课题赞助”、“调查研究”和“海外出版赞助”。

“三得利学艺奖”每年评选一次,用来奖励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艺术文学、社会风俗、思想历史这四个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学者。

  

“三得利学艺奖”于1979年创立,对象为日本语写作、日本国内出版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得奖者的国籍和职业不限,同一个人不能重复获奖,也不能对过世者进行追赏。如2002年,切通理作以宫崎骏漫画中的爱情论研究‘宫崎骏の〈世界〉’获得社会?风俗部门奖。

“团队研究课题赞助”是对公开招募的团队研究课题进行赞助的事业,其又分成三个小类,分别是“跨学校的团队研究课题赞助”、“关于地域文化的团队研究课题赞助”和“年轻学者挑战性研究课题赞助”。

“年轻学者挑战性研究课题赞助”是推荐课题赞助事业,不对外进行公开招募,也包括两个小类,分别是“鸟井研究员项目”和“三得利研究员项目”。在2006年和2007年,受到指导教授的推荐,刚刚进入博士课程攻读博士学位的笔者也曾非常荣幸地成为一名“三得利研究员”,而也正是因为有了三得利文化财团的大力赞助,笔者也才得以顺利地于200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

“调查研究”事业是三得利文化财团独自进行的研究会事业,包括研究专业杂志的发行等。

最后一个“海外出版赞助”事业,也是个对外一般公开招募的赞助项目,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资助那些在海外比较难以实现的、日本文学类译作的出版。

第二类的“地域文化振兴事业”,总体又可分为两个大类:“三得利地域文化奖”和“地域文化活动支援”。

“三得利地域文化奖”,是从三得利文化财团设立之初就开始在运作的事业,而且目前也已经成为三得利文化财团的招牌事业。在这个事业中,三得利文化财团的地域文化奖评审员们的脚步遍及日本全国各地,他们四处发掘那些隐藏于民间的,却在当地有着极大的代表性,并能够体现出当地人文和社会特色的“特殊”文化。这样的文化由于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又“隐藏”于民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为外人所知晓的,因此在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上往往会遭遇“不被重视”、“后备人才不足”和“资金短缺”等多重尴尬。而三得利文化财团将它们发掘出来之后,首先会将“三得利地域文化奖”慷慨地颁发给当事人或当事团队,而且颁奖大会每年在三得利大厅隆重举行,这些从前被“深埋”在日本民间各地的“特殊”乡土文化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当事人会获得“三得利地域文化奖”和巨额奖金,这也大大激发了地域文化发展的当事人或当事团队在保存文化和发展文化上的热情,同时又能激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016年第38届地域文化奖颁奖大会。

当然,三得利文化财团对这些特殊文化的支持并不是颁发一次奖项就结束,而是会通过“地域文化振兴事业”的第二个大类“地域文化活动支援”活动,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关注和支持。因此,在三得利文化财团的大力支持下,大量濒临灭绝的日本地域乡土文化都获得了来自日本国民、甚至是世界各国友人的关注,而文化本身也得到了更好的保存和传承。据今井专务理事介绍,自1979年起到2016年,三得利文化财团在日本全国47个行政区域范围内共发掘出205个“三得利地域文化奖”的获奖团体,比如说岛根县隐岐之岛町的“全隐岐斗牛大赛”,北海道札幌市每年6月份举办的“YOSAKOI-SORAN祭”等,如今这些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地域文化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有些地域文化甚至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发展成为全球性文化竞技运动项目。比如“北海道昭和新山国际雪球雪战大赛”,每年来自芬兰、挪威、瑞典、加拿大、美国、俄罗斯、丹麦、奥地利等欧美各国的代表团都会聚于此地,前来参赛切磋,一决高下。

  

文学艺术志序言(文学艺术杂志)

昭和新山国际雪合战2017海报。

  构建强大的“关系网”

前文曾提及,在1994年三得利文化财团创立15周年时,当时的佐治敬三理事长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文化的载体是人,因此文化能够反映出人类的魅力,反映出当地民众的特点”。创造文化的是人,传承和发展文化的也是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三得利文化财团一直以来秉承“财团即人团”这一理念,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编织着一张席卷了知识、文化与人的强大“关系网”。经过100多年的经营,三得利公司在企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包括媒体资源、人文社会文化领域的学者,以及在日本各地默默无闻地守卫着充满“特殊”乡土气息地域文化的人们,而且三得利文化财团正在对这些资源的整合编织着庞大的“关系网”。

首先,在“学艺文化振兴事业”上,三得利文化财团通过“三得利学艺奖”、“团队研究课题赞助”、“年轻学者研究课题赞助”、“调查研究”和“海外出版赞助”等各种各样事业项目,将强大的文化学术团队吸引到了自己的周围。而在实践这些事业的时候,比如说在召开“三得利学艺奖”颁奖大会的时候,或者是在召开“三得利文化财团研讨会”的时候,三得利文化财团都会将众多媒体记者邀请到会场共同参会,通过媒体与学术的近距离碰撞,积极为学者们提供与媒体接触、通过媒体的采访和报道来公开自己研究成果的机会。同时,三得利文化财团的“学艺文化振兴事业”更有国际化的特点,因此不仅仅是在日本国内,与三得利文化财团有联系的专家学者们也能利用财团的关系网,轻松地与海外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取得紧密的联系。

  

北海道札幌市每年六月举办的YOSAKOI-SORAN祭。

其次,在“地域文化振兴事业”上,正如前文所述,在三得利文化财团的“撮合”下,广大媒体与平时隐藏在各个地域的不为人知的各种“特殊”文化完成了“最亲密”的接触,而这对于媒体也好,对于地域文化的当事人也好,都会产生双赢、甚至是多赢的效果。

“现在这个时代,随着IT技术和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虽然人们总是说这是个信息膨胀的时代,或者是信息泛滥的时代,但越是在这样的时代,有些真正好的、有用的信息反而越容易被淹没,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我们财团通过实践我们的事业,积极地为学者们提供与媒体接触的机会,为隐藏在民间从事着地域文化保存活动的人们提供与媒体接触的机会,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报道,让他们能被更多的人知晓和关注。而他们通过与媒体的接触,进而在各自的研究上或各地域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上取得更大的进步,这势必也将推动我们财团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财团所在运营的文化事业。所以,我们财团自从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努力地编织着这张关系网。目前来看,我们的努力还是有很大成效的,现在与我们财团有联系的人,由设立之初的零人,变成了现在的4000多人。”今井专务理事如是说。

  未来构想

再过两年,三得利文化财团将迎来创立40周年。经过这近40年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三得利文化财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接下来的路,三得利文化财团又会走向何方?

面对笔者的提问,今井专务理事沉思了一下,说道:“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跨学校的重要性,跨专业的重要性,以及地域和文化之间存在的强大联系。接下来,我们财团会继续现有的‘学艺文化振兴事业’和‘地域文化振兴事业’,把我们现有的工作做得更好。同时,我们也需要扩大我们自身的视野,需要将我们事业活动的范围扩展到国际。三得利集团已经加快了全球化进程,作为三得利集团的文化财团,我们更不能落在后面,因为学术和文化的交流是无国界的。在三得利的‘志在新,勇于行’和‘奉献社会,奉献人类’等这些创业者精神的指引下,推动超越国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世界为舞台开拓我们的文化事业,进一步加强对年轻学者的富有挑战性研究活动的支援,这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去实际行动的。同时将我们这些活动的成果,当然也包括地域文化奖事业的成果,通过我们的努力,实现在国际社会上的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共享,从而编织出一张更大的更牢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这应该是我们财团的使命吧。”

可以说三得利文化财团正在构建一个无界的空间,一个共享平台:在这里,来自各个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可以实现与媒体的自由对话,跨学校、跨专业的专家学者们能实现真诚的知识和智慧的碰撞,使来自日本国内和来自海外各国的专家学者们能实现跨越国界的自由交流和沟通。日本各地的地域文化也能以此为窗口,通过学者的研究和媒体的报道走向世界,从而丰富整个人类的文化,推动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共生??今井专务理事的介绍让笔者仿佛看到以三得利创业家精神为核心的这张大网正在迅速地向全世界铺开。而实际上,作为这张大网编织工作的具体推动者,三得利文化财团也正朝着布局这样一个能够实现各种知识和文化自由交流的无界空间而踏踏实实地迈进着。

(作者是日本立命馆大学经营学部助理教授、博士;日本同志社大学技术企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员;中国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客座研究员。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17年5月刊】 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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