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与夫人张允和
家人为周有光庆生，周老也比起剪刀手
人物简介
周有光 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原名周耀平。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科学的阐释，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85岁以后，周有光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日前，“走向世界，走向文明——周有光先生111岁（虚岁）华诞座谈会”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行 ，现场人头攒动，名家汇聚，他们均为一个人——周有光而来。
“年纪老了，思想不老，年纪越大，思想越新，这样才好，年纪越来越大，思想越来越进步。”在北京的座谈会上，因刚病愈出院而未能出席活动的周有光通过视频与大家分享他的心得。所有人在惊叹周有光的长寿之余，更对他至今仍有清晰的思维和独到的思想而叹服。百岁之后，周有光在语言学、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果斐然，令人肃然起敬。
/鞭策/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九平方米大的书房里摆着一张黄漆小书桌，九十厘米长、五十五厘米宽，漆掉了许多。书桌左边摆着书稿，右边搬开电子打字机，便能挪出一片写字的位置。111岁的周有光时常坐在这张书桌前，读书，打字，与人聊天。
老先生住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宿舍近三十年了，四间房加起来不到五十平方米，他从不介意，称“心宽室自大”，甚至还很顽皮地写了一篇《新陋室铭》，自嘲“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尽管居住环境不甚宽敞，却不妨碍周有光读书看报写文章，他85岁离休，却不像其他老人一样每天遛鸟下象棋度日，反而如初上学的小孩一般，每天大量读书看报、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文章。2003年，周有光双眼因为白内障，换了一对人工晶体，他说效果一直很不错，耳朵尽管装了助听器却还是不太行。但他还时常看朋友从海外为他寄来的外文报纸和期刊，对时事发表见解。儿子周晓平去世前曾说，老先生外语很好，能够直接看外国的东西，而且读书速度很快，“每看一本新书，都能很快抓住要点，知道什么对他有用。”
2006年，刚过100岁的周有光出版了《见闻随笔》，说起自己的看报读书的经验，他认为读书要按比例，既要读文艺欣赏的书，更要读知识理性的书，一方面培养形象思维，一方面培养逻辑思维，偏食病不利于保护健康，偏读病不利于发展思维。周有光说，这些学习方法，于他而言，终身遵行，自觉有益。“终身教育，百岁自学”，是他对自己的鞭策。
/创新/儒学需要与时俱进
2011年，104岁的周有光出版了《朝闻道集》，收录了他一百岁前后写的39篇文章，其中有23篇为他百岁之后所写，包含了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内容。
颇为引人注目的内容，大约是他关于华夏文化的复兴及儒学的现代化论述。作为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的“四朝元老”，周有光见证了中国的百年变迁，同时又接受过西式的教育，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也因此，他认为中国文化当中最有价值的还是儒学，“孔孟之道有封建的东西，但许多名言超出时代，一直影响到今天，很了不起。比如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个了不起啊，两千多年前就讲这个话，今天许多人都办不到。”
周有光认为，中国了不起的地方是，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就提出大同（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是他举出小康的践行者（禹、汤、文王、武王等），却举不出大同的实践者来。“为什么？因为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理想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指导我们往前面走，可它不是建设国家的具体步骤，实际发展中永远达不到的。”
他提倡现代化的儒学，他说儒学是个好东西，但要与现代化的东西握手，要与西方的科学、民主握手。在《儒学的现代化》一文中，周有光解释，儒学现代化的原则应当包含：1、除去封建性，建立现代性，例如“君为臣纲”要改为“官为民仆”。2、除去保守性，建立创造性：例如“述而不作”要改为“述而又作”。3、除去玄虚性，建立实用性：例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这个说法难于被现代青年所理解，形式和内容都要改革。
他认为儒学有三大斗争，第一，是反对残暴；第二，是反对愚民；第三，反对迷信，“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学只要坚持这三点，就可以实现与时俱进了，就是真的发展了。”
另一方面，周有光也反对世人的“国学”之说。他说，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复兴中国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创新。不是以传统文化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
/论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长期并存
作为研究拉丁美洲问题的专家，张森根退休后却因迷上了周有光的著述而从读者变成了编者，先后编辑策划了《朝闻道集》《拾贝集》和新版《百岁新稿》《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周有光百岁文萃》等多本著作。
周有光一生出版了近40部著作，其中有七八本书，都是他百岁以后出的，这些书集中反映了他对文化学、人类发展史以及21世纪发展前景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张森根认为《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三部杂文集将成为中国思想启蒙史上的传世之作。而《周有光百年口述》也将是一部不朽的自传体经典之作。
上个世纪末，临近世纪之交，学界耆宿季羡林先生提出“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文化手里”，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论点在理论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对这个美好的预言充满憧憬。但后来，有人对“河西河东”论提出质疑，这个说法后来也不大被提起了。
直到周有光提出了“双文化论”，大为业界所推崇。张森根尤为如此。周有光认为，文化的流动不是忽西忽东，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统治 21世纪的不会是东方文化，也不会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现代人是“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又需要传统文化；既需要科学，甚至又需要宗教。
在文章中，周有光把文化分成地区传统文化(如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将与现代文化长期并存，互有消长，彼此不可能把对方吃掉。传统文化都在自动适应，自我完善，自我代谢。”
看完周有光的“双文化论”，张森根豁然开朗，他说，周先生的双文化论很好地解答了这些问题，是符合世界文化走势的。“周先生的大同理想，小康建设，他的科学的一元性，他的双文化论等，对当下中国，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宝贵的新思维。他的独特的话语体系，是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好的语言。”
/视角/从世界看中国，而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不久前，被要求给中国青年一代说句话时，周有光目光炯炯，语气平和，“中国人的缺点是，只讲四海之内不讲四海之外，今天要改变，今天不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看本国，还要看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从世界来看本国，这样才会了解本国。”这段话与其在《朝闻道集》中，写的一篇《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观点一致，周有光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
著名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对此非常赞同，“作为超过百岁的老人，周老最鲜明的也是最可贵的特点是一直关注世界的最新发展，站在时代的前沿。他的名言之一是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这同当前有些人处处强调中国特色成鲜明对比。”
而对周有光本人而言，这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因为如果能够实行这个理念，眼光也会随之扩大，避免自己落后于人。这也是为何他时常看外国新出版的东西的原因。“这些旧书旧杂志在他们看来是旧的，我看还是新的。这样的好处是我能看到外面的新情况，视野可以开阔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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